保罗·克鲁格曼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也许我有点天真，因为我对已经开始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谈判感到乐观。奥巴马总统打算在大会最后一天发表演说，这表明白宫预期此次会议可取得实质进展。同样令人鼓舞的是，包括中国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认为(至少在原则上)有必要共同解决问题。

　　当然，如果哥本哈根会议进展顺利，常见的质疑也将甚嚣尘上。我们会听到有人说，所谓全球变暖是科学家阴谋精心设计的骗局，正如失窃的电子邮件所揭露的那样(一名黑客窃取并公开了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小组的电子邮件，小组人员在信中讨论如何删掉不利全球变暖的数据，用虚假的数据做出全球变暖的模型——译者注)。事实上，这些邮件只不过显示出，科学家也是人——但这并不要紧。我们也将听到有人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会破坏就业和经济增长。

　　但真相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代价并不高昂。严谨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在大幅减排的同时，对经济增长只产生些微不利影响。经济低迷不能成为等待的理由——相反，如果哥本哈根大会达成协议，或许有助于经济复苏。

　　为什么要相信减排并非代价不菲？第一个原因是，财政激励可以奏效。

　　如果针对气候问题采取行动，形式必定是“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政府不必要求企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然而企业必须购买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许可配额。如此一来，如能有效降低碳排放量，企业就能增加利润。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企业一定能既聪明又有创造性地做到这一点。

　　麦肯锡公司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有许多方法可以花费相对较低的成本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包括提高隔热性能，使用节能家电，购买省油的汽车，推广太阳能、风能及核能，等等。可以确信的是，只要给予适当激励，人们一定会发现这项研究漏掉的更多妙方。

　　事实上，保守派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将拖累经济，这恰恰有违他们自己的原则。他们自称相信资本主义是万能的，而且市场的神奇力量可以应付任何问题。然而基于某些理由，他们坚持认为，“总量控制与交易”这个本来就是要将市场的激励作用引入解决环境问题的机制不会起多大作用。

　　他们这次又错了。因为，我们有历史作证。

　　就许多方面而言，上世纪80年代有关酸雨的争论正是当今气候变化论战的演习。和现在一样，当时的右翼理论家否定科学，产业团体则称，任何试图限制排放的行为都将对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

　　然而到了90年代，美国坚持对二氧化硫排放实施“总量控制与交易”。猜猜结果如何？不但奏效，美国还以低于预期的成本使二氧化硫的排放大大减少。

　　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必定是更庞大且更复杂的工程，然而我们一旦开始行动，可能就会惊讶地发现做起来其实并不难。

　　美国国会预算局估计，到2050年，最近立法提议的排放限制将导致美国的实际GDP比它应该达到的水平减少1到3.5个百分点。如果将这个数字均摊，意味着未来40年，排放限制将使美国的经济年增长率放缓0.05个百分点，徘徊在2.37%至2.32%之间。这个幅度并不大。而且，如果酸雨的经验可供借鉴，真正的成本可能会更低。

　　尽管如此，难道我们应该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开始这样做吗？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大好时机，因为立法应对气候变化会刺激更多投资支出。

　　以投资建设写字楼为例。在目前写字楼空置率仍然有增无减，租金也在不断下跌的情况下，似乎没有多少兴建新大楼的理由。但如果一家已经拥有大楼的公司知道未来几年将出台更多提高建筑物能效的激励措施时，这家公司就可能决定趁现在建筑工人好找、建材价格较低的时候着手翻新现有的建筑。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经济的其它领域。所以气候变化法案或许意味着更多的投资，而这也正是经济迫切需要的。

　　因此我对哥本哈根大会报以乐观是合理的。大会达成的协议不仅会以我们可以轻松负担的代价拯救地球，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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