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江虹

　　 徐州首创这一个样本只是国内大多数供水企业中的一个，首创股份旗下多数供水企业还是赢利的。

　　 首创股份总经理潘仁堂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按照水价调整听证程序，物价部门采取的是财务审计的方式，但水厂运营是否得当，管理成本控制得是否好不好，却是物价部门无法审计出来的。

　　 供水企业运营成本应该多少为合理？能否形成标杆？潘仁堂透露国家已经在做这个课题研究。再过两三年便可对企业运营指标有标杆数据参照。该涨不涨水价再也不由企业的亏损说了算。

　　 在去年和今年的两轮水价上涨潮中，有不少地方供水企业借亏损之名，要求提高供水价格。

　　 对此，清华大学环境系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认为，相当一部分亏损源自公共财政投入的缺失。水非商品而是公共产品，政府应当予以一定的补贴，比如日本政府负担了所有的管网投资，但我国很多地方一卖了之。

　　 接手的企业不仅要自负盈亏，还需要投入巨资改造老旧的管网。“我们现在资产是越来越大，但是利润却越做越小。”潘仁堂表示，虽然国家表示投资公共事业领域的投资回报为8%-10%，但是眼下所有供水企业都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利润率。

　　 然而，在呼吁公共财政补缺的同时，对供水企业的真实、合理运营成本的审计也需要提上案头。

　　 这便难怪公众发出涨价是否合理的质疑。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问徐州首创自来水公司的总经理江翰：“现在往往是供水企业亏损才驱动水价调整，这种滞后性不仅让企业很被动，也引起民怨，作为一线的企业，你认为什么样的机制对企业发展会比较合适？”

　　 “如果能形成一个水价联动机制可能会比较好。”江翰认为，如果水价的调整是由若干标准和机制规范下来，并有相应的浮动范围，企业经营成本和收益在某一节点达到浮动机制的调整范围，则可根据机制进行动态调整，可上可下，对企业来说，便相对灵活得多。

　　 但这种水价联动机制需要非常规范明确的供水企业成本核算体系，这个成本究竟多少合适，谁来说了算尚存在问题。

　　 潘仁堂向记者透露，目前国家正在做两项关于供水和污水治理企业成本的课题研究。首创股份承担的是自来水公司的成本核算，以此做出成本标杆，而清华大学承担的是污水治理厂的成本核算，以期计算出污水处理厂合理运行费用是多少。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为这个行业的运营成本明细一个标杆，清晰每一项指标，而后全社会去监督企业运营的这些指标是否是在一定合理的范围内。”潘仁堂认为，有了标杆之后，政府可以要求所有供水企业公开指标数据，还要通过市场化，适度竞争来实现标杆数据，“不能是企业说涨就涨，不给涨就降低水质。”

　　 潘仁堂还建议，财务审计难以审核供水企业的运营成本是否合理，应该改为管理审计，由发改委或者水利主管部门对企业运营的管理成本进行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