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

　　“全集”不全——此事古难全。作家写得多，除了鸿篇巨制、经典名著外，总有一些零散篇什刊布于各类报刊，时间长了，难免失佚，全集漏收是自然的事。

　　现代作家中，鲁迅和张爱玲的文章可能是目前出版最全的。鲁迅的佚文、佚信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后，经过20多年的寻找、发现、鉴定，到了2005年最新版 《鲁迅全集》编辑出版时，新增收了18封信、24篇文。鲁迅无可撼动的地位和无数人对他的热爱使他的佚文佚信的收集不仅是官方学术机构的分内工作，同时也是民间的个人的自发行动。而张爱玲的文字的每一次发现、未刊文稿的每一次整理出版，都成为广大张迷的盛事。从《同学少年都不贱》到《小团圆》，都引起阅读热潮。前几天又看见现代文学史料专家陈子善先生在刊物上披露他新发现的张爱玲佚文《炎樱衣谱》，包括《草裙舞背心》、《罗宾汉》、《绿袍红钮》。这是张爱玲为好友炎樱开设的女式时装店做广告，从大衣、旗袍到背心手套，都做了细致、生动、俏皮的介绍。文学家做广告自是别出心裁，看她描摹一副绒线手套——

　　手套朝外的一边，边缘缀着深红绒线的排穗。短短的，鬃毛似的，从小指的指尖到腕际。这里的灵感，来自好莱坞的西部影片。美国西部的牛郎，他们的大脚裤，两边镶着窄条的牛皮排须，一路到底，又花哨，又是大摇大摆的英雄气概。我们这里的小姐们，骑脚踏车的时候戴了这样的手套，风中的排穗向后飘着，两边生了翅膀似的，也是泼辣可爱的。

　　在没有电视广告的年代，多么需要文学家一支绘影涂形、描摹毕现的生花妙笔啊。如果不是这段文字后面紧跟着炎樱时装店的电话号码，真的会忘了这是一则广告。这三则或200字或400字不等的短文，与张爱玲那篇比较“隆重”的《更衣记》相映成趣、异曲同工，将来是要收入张爱玲全集的。

　　一个可以出版全集的作家当然是大作家，为了研究起见，大作家的任何文字都是不能舍弃的。即如这几则短短的 《炎樱衣谱》，研究者就能看出问题来。张爱玲在讲炎樱用她母亲的大围巾改背心时，提到那围巾曾经风行于民国六七年，鲁迅有一次对女学生演讲，也提到过“诸君的红色围巾”。陈子善先生即考证出那次演讲是在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的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收在鲁迅第一本杂文集《坟》）。原文是这样的：“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陈子善先生得出两点结论：一、张爱玲对鲁迅作品确实下过工夫；二、“张看”鲁迅有与众不同的视角。

　　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可以不必如此学院派，因为那些新发现的佚文一般不是作家的重要作品。重要作品会丢了吗？其实，已经收到全集中的也未必是“字字珠玑”。全集关键在乎“全”，不在乎“好”。所以许多作家生前是不同意出版自己的全集的。这当然是出于谦虚与自爱，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少作”、平庸之作统统塞进全集，使自己暴露无遗。即使作家去世后，作家的家人出于保护作家公众形象的考虑，不授权出版，任谁也没办法。这让研究者无比抓狂。在中国，还有具有特色的政治因素也会影响到全集不全。比如，建国后党的首席文化官员周扬，他在历次文艺界大动荡的风口浪尖上写的那些文章、报告，如果不收入他的文集、全集，那周扬就不成其为周扬了；比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他们在历次运动中写的表态文章、批判文章，收不收入全集？那是时代的印记，不能不收；但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收进去也是一堆文字垃圾。

　　最近一期《新文学史料》刊登了北大教授商金林的考证文章，就是关于《胡风全集》失收的写于1927年前后、刊登在国民党报刊上的具有反共思想的一组文章，这对于研究胡风一生思想、道路自然是不可回避的。我问过《胡风全集》的主编，胡风女儿张晓风老师，她说，一是编文集时她没有找到刊发那些文章的旧报刊，二是父亲生前不愿意提那段混乱痛苦、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生历程，更不愿提那些文字，我何必要编入全集呢！——从这个历尽苦难的胡风的女儿的角度看，全集不收这些文章，完全可以理解。我对电话那头的晓风老师道：您说得也是。

　　近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开始筹备编辑出版《汪曾祺全集》、《林斤澜全集》了。

　　（作者系《新文学史料》执行主编）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