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金玲报道

　　这边厢，北美和西欧的老牌成熟市场被金融危机严重拖累；那边厢，亚洲地区衍生品交易所的成交量却依旧在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蓬勃发展。对于全球的衍生品交易商来说，亚洲无疑是一块聚宝盆。

　　而就中国而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市场经济改革取得突飞猛进的巨大发展，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实体经济支柱和信息的需求。此外，越来越多经济主体对大宗商品、汇率、利率的套期保值需求旺盛。虽然中国衍生产品发展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其产品种类不断增加，规模逐渐壮大。2008年累计成交4040笔，名义本金总额4121.5亿元，比2007年分别增长106%和90%。

　　当然，风险与收益并存。近期，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在新一期《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目前有68家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截至2008年10月底，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合约市值为1250.0亿元，形成了114.0亿元的浮动净亏损。

　　“从国际金融业的角度看，当然愿意与资金和背景都很强的中国大型企业合作。所有人都知道现在和未来的生意机会在中国。”香港招银国际投资银行高级副总裁、战略与资本市场资深专家郑磊博士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商人首先考虑的是赚钱，有这样的机会都不会错过。

　　然而浮亏114亿元，这个巨额数字瞬间将央企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金融衍生品，这个充满诱惑又伤人的家伙，令众企业颇有一种“想说爱你不容易”的苦涩。

　　“目前，国内企业瞄上金融业的目的毫无疑问不是为了给自身的发展融通资金，它们并不缺少资金。”上海淘课网资深管理专家张诗信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它们瞄上的是金融市场的赢利潜力及自身进入金融市场的便利性。进入金融风险虽大，但赢利机会也大。大型钢铁国企以其国有的身份和影响力，决定了它们有能力进入金融业，并自信其能够获得良好的经营业绩。”

　　目前，产融结合的形式基本上可以分成通过参股、持股、控股的股权合作，或者是在此基础上，在业务方面进行紧密的合作。前者属于典型的商业运作，符合西方企业的做法，而后者主要为东亚的财团所采用，比如韩国、日本的财团。“从某种角度说，80年代的银行向实业界投资，属于中国金融机构与实业的融合。国内大型企业集团自设财务公司，统一运筹和经营集团财务业务，也属于产融结合，但目前集团财务公司所起的金融支持作用还很有限。”郑磊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

　　事实上，企业恋上金融如同踩着蒺藜前行。目前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正在受到政策、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制约。

　　郑磊认为，由于产融结合尚处于初级阶段，国内企业在企业治理和经营上还不太严格，产融结合容易出现风险，特别容易出现人员、业务方面的混杂，造成风险隐藏，最后酝酿成大的损失。在账目和人事上出现混乱，透明度太低。主要是治理结构问题，行政干扰和交叉关联交易太多而且不规范。欧美的那种股权层次上的产融合作透明度和稳定性更高。东亚的产融合作容易隐藏问题，透明度低，风险容易积累。东亚企业的产融合作，这是不同文化下的企业组织方式上的差异。

　　李伟还指出，专业人才缺乏是造成重大损失不容忽视的因素。据了解，目前央企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管理的绝大多数都是财务人员，真正具有金融工程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很少，有些不会估算合约市值和浮动盈亏，有些连产品模型都搞不明白，更不用说识别风险，有的甚至看不懂英文合同只能凭投行介绍，专业水平与国际投行差距太大，在业务交往中往往处于下风，很难做到对等谈判和公平交易，只能被动让对方牵着鼻子走，与交易对手抗衡的能力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