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业界将目光聚焦在迪拜债权危机时，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在近日出版的《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披露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出现巨亏的事实，让业界一片哗然。

　　本报记者刘薇

　　68家央企浮亏超百亿

　　“金融衍生品的高杠杆化，是造成美国次贷危机进而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谈起‘金融衍生产品的高杠杆化’，大多聚焦于美国及西方国家，殊不知，国内深受其害的企业大有所在。”李伟在开篇一针见血的指出。

　　他透露，数据显示，目前有68家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主要涉及商品期货、汇率掉期、利率掉期，以及期权、结构性存款等。截至2008年10月底，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合约市值为 1250.0亿元，形成了114.0亿元的浮动净亏损。其中境外是大头，浮动净亏损达112.7亿元。

　　另外，有26家央企自行在境外从事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业务（OTC），大都与交易对手私下签订“一对一”非标准化合约，交易风险大、透明度不够。譬如东航、中航和中远集团在2008年6-8月国际油价达到历史最高点(140美元/桶)时，与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等境外投行签订了高额石油期权合约，在买入看涨期权同时卖出看跌期权(即结构性期权)，签约后不久油价快速跌破了约定的行权价，这3家企业不得不双倍赔付交易对手，截至2008年底共赔付折合人民币8.06亿元(东航1.5亿元，中航4.38亿元，中远2.18亿元)。赔付后的合约浮亏仍高达161亿元。

　　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产品设计复杂、合约期限较长、风险敞口很大。有8家企业集团通过工、农、中、建、交行和国开行6家银行购买了其推介的摩根士丹利、美林、花旗等境外投行设计的结构性利率掉期和互换产品。这些产品设计极其复杂，不但与若干年掉期利率指数挂钩，而且都借助数学模型进行市值估算。这些模型非一般数学专业知识的人所能弄懂，风险难以识别。

　　一些国际投行是巨亏“推手”

　　李伟在分析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遭遇巨亏的原因时表示，企业追逐高额利润套利投机是要害所在，另外，违规越权操作、风险控制不力、内控机制不健全、缺乏专业人才等原因也值得深刻反思。

　　“金融衍生产品作为一项投资理财和避险的工具，如果审慎选择，操作得当，可以有效规避风险，锁定成本。若忽视其高杠杆性、价格波动性等特点，盲目使用，过度投机，就必然酿成大祸。”李伟称，纵观接连发生的一起起金融衍生产品巨亏，无一不是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套利投机而忽视其风险所致。比如1997年的株冶锌期货事件、2004年中航油新加坡事件、 2005年刘其兵国储铜事件，莫不如此。

　　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也造成重大损失。国资委2006年就出台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企业风险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不少企业未能严格执行。据对29家集团公司管理层调查，有17家未对下属企业开展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情况实施实时监控和定期审计，8家下属企业未向集团公司定期报告，以致总部无法全面及时掌握整个企业的业务开展情况。

　　企业违规操作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目前获得国家批准同意在境外从事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企业共有31家，其中央企16家，有26家央企未经批准擅自在境外从事期货、期权等场外(OTC)交易，由投行设计兜售，通过双方私下协定，交易行为不透明，难以有效监管，企业一旦入毂，签了合同，面临的就是“无底洞”式亏损的万丈深渊。

　　李伟还毫不客气的直斥一些国际投行的欺诈行为是“推手”。“央企巨亏当然首先要从自身找问题，但也与国际投行恶意兜售带有欺诈性的、设计复杂的高杠杆产品有很大关系。一定程度上说，中国企业遭遇金融衍生品投资滑铁卢，一些国际投行是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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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金融衍生品四大注意事项

　　既然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如此惨败，是否就不该再继续投资？对于这个问题，李伟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经营、投资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如果不能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的规避风险和价格发现功能，无论对一个国家经济和一个国际化的企业来说，都是巨大的风险。

　　如何投资？他给出四大建议：

　　严格合规。境外金融衍生产品业务得到批准的才可以做，没有得到批准的不能去做；

　　明确目的。目的是为了规避风险，锁定成本，绝不是为了投机营利，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确实弄懂。要熟悉产品，搞清风险，明确责任；

　　控制风险。高度重视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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