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式的文人雅趣与民间俗玩，在王世襄身上化为一体；而随着这些大玩家逝去，那种生活也逐渐飘零

　　苏娅

　　著名文物学家、收藏家王世襄曾赠杨宪益对联“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2009年11月23日杨宪益辞世，此后不到一周，11月28日，王世襄也走了。一代学者渐自飘零，脚步之急促，更添年岁苍凉。

　　三联韬奋图书中心迎门而立的王世襄图书专柜上方，悬挂着著名漫画家丁聪所绘王世襄肖像。两行打油诗“鄙貌不扬很难画，使我满意少办法。不怨画师艺不高，只怨天生不潇洒！”是王世襄先前自嘲，下方一行是好友黄苗子的话“你怀里的蝈蝈，比你一生幸福温暖”。

　　偶尔，有读者前来缅怀，称他“世襄老”，说他架鹰、养鸽子、玩蛐蛐的旧事，老北京生活的氛围和意趣，在回忆中迅逝。

　　世人谈论王世襄欣羡之情难抑。“他的所好和所能，如明式家具、葫芦器、蛐蛐罐，以至养鹰、养狗，下厨房烧制名菜，都是我很感兴趣而又一窍不通的。心想，如果能够同他熟，就可以登堂入室，看看宋牧仲书案，赵子玉蛐蛐罐，等等”——张中行在《奇人奇迹》一文中如是写；旧交黄苗子则说：“他是一个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生活和民俗学的人（单是老北京的放鹰走狗，他就能如数家珍地谈上一天一夜）。”

　　上世纪80年代，王世襄获荷兰克劳斯亲王奖时，英国著名中国美术史专家柯律格（Craig Clunas）受基金会委托撰写文章——《灵感的共鸣与万物》介绍王世襄，柯律格从世界文化的语境出发，予王世襄的学术如此评价：

　　“我们今天尊敬王世襄，不仅因他在漫长而多产的人生当中很注意吸收前人的成就，实际上，更是由于他表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化。这种现代性的文化形成于他出生的1914年前后的年代中。”

　　柯律格认为，中国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重新评价一些文化传统的要素时，认为其价值受到文化与社会中保守主义因素的影响而被低估了。“他们冀求将构建中国的过去作为构建中国的未来的途径。作为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他们又冀求在不低估其他文化的同时，给予中国文化更高的重视。王世襄的研究正应该置于这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情境中来认识。”

　　永远的燕市少年

　　在马未都看来，王世襄在那个时代的文人学者里是独树一帜的,“他出身豪门,但关注的却是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等等，他对世俗民间杂七杂八的事都感兴趣。”

　　出生书香门第，长在官宦之家，高祖、祖父、父亲均做过高官。母亲金氏家族，在浙江南浔也是大户人家。优越的家庭生活和中西兼备的文化氛围，构成了王世襄独特的成长环境。

　　王世襄从小受教于私塾，1924年，父亲将他送到位于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办的学校读书，高中毕业已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放学回家则再上两小时国学课程，涉及文字学、经史和诗文。

　　天性好玩的王世襄可谓兴趣多多，从养鸽子、捉蛐蛐，到学摔跤、放鹰、养狗，不一而足。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就有过架着大鹰或揣着蝈蝈来上课的惊人之举，玩家派头十足，被学校视为荒诞不经。而当年的教授则说是个“未知数”。上世纪50年代其内心较为苦闷的时期，到灰峪、孟窝一带捉蛐蛐，成了打发愁闷的良方。

　　这些早年的玩好，到70多岁时被王世襄写成专著或文章。养蟋蟀编成《蟋蟀谱集成》，收前人之作17种，后有专文《秋虫六忆》。养鸽子，又与赵传集合编《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影印彩图200多幅，还写了《鸽话》20篇。养鹰有专文《大鹰篇》，养狗有专文《獾狗篇》，还有专讲葫芦和冬日鸣虫的中英双语本《说葫芦》。

　　1939年母亲去世，对王世襄的打击极大， 促成其人生第一次大的转折。王世襄曾如此回忆当年心绪：“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于是，我开始研究画论。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我在文学院做的算是跨学科题目，学校同意了，三年后获得硕士。我一直到进研究院才开始认真念书。”

　　自珍之道

　　1941年，王世襄受父亲之命离开北京南下谋生，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秘书，但因为只伏案撰写公文，见不到文物，学不到知识，转入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学习《营造法式》和清代匠作则例。

　　抗战结束后，王世襄被派往北京任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正是这一段经历，在此后半个世纪之久的时间中，让王世襄夫妇蒙受灾祸和漫长的屈辱。

　　如何体味个体的人在吊诡的时代、逼仄的人情中的内心经验？马未都在接受CBN记者专访时谈道：“也许不能用‘看破’来形容，一个人是很难看破时代加诸自身的遭遇的。只能说，先生是对历史有信心的人，他知道这一段历史总会过去。”而王世襄自己则透过《自珍集》的书写，确凿记述了自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大凡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以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唯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

　　上世纪50年代，王世襄离开故宫，到音研所工作，工作时间做有关中国音乐史的工作，业余时间则全部用在朱桂老(名启钤，号桂辛)交给他的任务上，为传世唯一的一本漆工专著《髹饰录解说》作解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教授尚刚认为：“王先生的学术精华全在《髹饰录解说》和《明式家具研究》两本专著里了。”在当代学者中，王世襄是“最通制作、最知材料、最善游艺的一位，而在通工艺、知材料、善游艺的人物里，王世襄则是学养最深厚、最顽强严肃、最富科学精神的一位。”成就他学术的，一个是对实物的深切认知，一个是对老匠师的调查采访，一个是文史修养的深厚扎实。

　　尚刚记得，王世襄收藏的家具曾堆满一间仅有的破漏小屋。在既不能让人进屋、也不好坐卧的情况下，王世襄和袁荃猷，这老两口只好蜷曲在两个拼合起来的明代柜子内睡觉。

　　上世纪90年代，王世襄把自己搜集了40余年的80件稀世珍品，以不到国际行情十分之一的价格，让与香港友人，捐赠上海博物馆，而王世襄对买者提出的条件是：“你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给上博，自己一件也不能留。”

　　对于收藏的态度，王世襄曾言：“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遣送得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

　　生生之证

　　或许，那些大时代的隐喻，总由荒诞的全景和一些认真的细节交织着书写而成。透过朱家溍的回忆，或许可以把握王世襄曾经的心绪：

　　1969年，王世襄带着肺结核病去干校，一天朱家溍经过菜地，看见有倒在畦边而色灿如金的一株菜花，对王世襄说：“油菜能对付活着的劲头真大！已经倒了，还能扭着脖子开花！”王世襄便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朱家溍说：“不要给别人看了，你现在还没解放呢！这也能招祸！”

　　“他笑了一笑。”——朱家溍在回忆中写道。

　　尚刚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说：“最近几年，我再没去过王先生家，曾经写王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物学大树——王世襄》，也只是放在传达室，打电话告诉王先生文章放在传达室，请他帮忙看看。第二天一早，先生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因为不忍看王先生的家里没有袁先生，面对着王先生，我也不知说什么是好。”“前些年去，王先生就坐在那里，袁先生端来一杯茶或者递来一些小水果，这些情景，历历在目。”

　　王世襄夫妇居住的芳嘉园小院，堆满了四处搜集来的明式家具和各类玩物，使的用的甚至睡的箱柜都是今天已价值不菲的文物。芳嘉园旧宅是王世襄出生时其父新购并修葺一新的四合院，他在这里生活到近80岁。“文革”中部分房产被收公，让很多住户搬进来，直到王世襄搬走时这里都是大杂院的居住方式。旧居门内的东壁上粘着大纸，上书：“奉上级指示，王世襄不得为他人鉴定文物。”

　　有趣的是，王世襄的生活用物中，无论是举世皆知的宋牧仲紫檀大画案这类重器，还是鸽哨、火绘葫芦、买菜的小提篮“渺小”之物，只要对研究、记述有益，便以实物照片，或以袁荃猷手绘的线图，收入王世襄的著述，抽象的历史研究于是变得真实可感。

　　《锦灰三堆》中收录王世襄怀念妻子的十四首《告荃猷》诗，其中第一首：

　　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

　　待置两穴间，生死永相匹。

　　诗文中写到的提篮小照，附在书中，一段相濡以沫的旧时光随之漫溢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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