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舒

　　“安迪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做一切你能做的，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大卫·拉切贝尔（Davie Lachapelle）说着，露出有些羞怯的笑容。明年4月开始，他将进行自己作品的首次亚洲巡展，6月份在北京今日美术馆的展览，将是第二站。11月26日他来到北京，为明年的展览做准备工作。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和单向街书店坐得满满的讲座上，看到自己在中国有如此巨大的粉丝群。他拍摄过的名人不计其数，从希拉里到麦当娜，都曾经出现在他的镜头里。而他更记录下了整个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我花了15年时间，记录美国大众对名人的迷恋、对物质的追求。”尽管他拍过无数顶级品牌的时装大片，回首过去之时，他的感受是：“每个人都生活在流行文化的阴影之下。”

　　“拍摄，是让命运去扮演自己的角色”

　　拉切贝尔的语音非常温柔，一句话说到最后，甚至让人感觉到他有些虚弱。很难把这个俊美如神话中翩翩少年的人，和他镜头下那些极富力量、色彩极度艳丽的形象联系起来，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的作品，《死于汉堡包》、《世界尽头的房子》等等。“我尝试把大众文化的许多元素，用作我作品的背景，美国人很多东西都盲目地追求大，像那个巨大的汉堡包，我想表现的，其实就是消费的膨胀无时无刻不包围着我们。”

　　安迪·沃霍尔是他的伯乐，将他从一个高中辍学、想要成为摄影艺术家但却寂寂无闻的青年，变成了时尚摄影界数一数二的人物。而安迪的教诲，在拉切贝尔转型成为一个艺术摄影师之后，仍然对后者充满了启示。如今安迪·沃霍尔被人们传颂得极广的一句话，是“在未来社会，每个人都能当上十五分钟的名人”。而拉切贝尔在开始他的摄影事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有那么长的时间，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周旋于各种“名人”之间，同样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一个名人。

　　“我那时只是很单纯地想要做一个靠在画廊里卖作品谋生的艺术家，到现在，摄影仍然是我唯一会的营生。”17岁的拉切贝尔曾经有过在纽约东村四处闲逛、一幅作品也卖不出去、生计都成问题的窘境。后来他遇到了安迪·沃霍尔。“安迪经常在纽约的一些夜店里坐着，他很随和，和谁都能聊起来。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好不容易有一家画廊同意展出拉切贝尔的作品，他邀请安迪去看，“他真的去了。看了以后就问我愿不愿意为他工作。我的第一份正经工作就是为《访问》杂志拍摄安迪的肖像，那是我18岁的时候。后来我为他工作了4年，直到他去世”。

　　“我见证了他的一生，他教给我关于生活的珍贵经验和哲理。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什么美术馆愿意给他做大型展览，他去世以后反而很多美术馆为他做隆重的回顾展。”在拉切贝尔看来，沃霍尔的遭遇也有点类似于迈克尔·杰克逊，“生前和身后会有不同的评价。”他从这些经验当中得到的结论是，“重要的是坚持你自己的想法，我只祈祷，我的创作能够负担自己的生活”。

　　今年6月，他为杰克逊做了一幅肖像式的作品，《大天使米迦勒：再清楚不过的信息》。之后不久，就传来了杰克逊离世的消息，使得他的作品变成了“纯纪念性”的，“我想在这幅作品里，他对于大众的态度也比较明显了。通常大天使都要手持复仇之剑，但杰克逊却放下了剑，做出友善的姿态。我想他已经原谅了世人对他所做的一切”。

　　在他看来，和这些所谓的“名人”打交道并不难，“关键是沟通，沟通也是我过去为杂志工作而学到的最重要的技能。”比方说拍麦当娜，她到他的工作室，“我们坐下，先聊聊彼此的想法，我给她看看我过去的作品，很快就可以开始拍摄。”而不论是拍平面作品，还是拍音乐录影，或者是拍电影，所有的拍摄，在他看来“让命运去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不是控制狂，可能你期待一个晴天的时候，却下雨了。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要一直让自己保持一个开放的状态，要容许各种意外的发生。”对他来说，自己的职责是，“让一切都保持和谐的状态。我是船长，但我无法控制海面的波浪。”

　　即使是黑暗的东西，也要用美丽的东西来表现

　　4年前，拉切贝尔经历了自己事业的瓶颈期。“我为各种杂志工作了那么多年，也拍了那么多作品，但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已经全部说完了。就像一段感情结束了，想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但暂时还处于空窗期。”于是他去夏威夷买了一片土地，“我真的想余生就做一个农夫，在夏威夷我没有电话，也不上网，每天只关心自己地里的蔬菜。”这样与世隔绝地过了4个月，有朋友的画廊找到他，要和他合作，开他的展览。“我一开始拒绝了，后来他们不断地找我，又反悔了。”说着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轻轻笑了，“画廊告诉我，他们没有什么要求，可以给我所想要的一切空间，自由发挥。我最终答应的时候，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他用了很长的时间，重拾自己对摄影的感觉，“在大自然里，我感到很平静，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和摄影之间还有些无法解除的联系”。和当代艺术圈风行的越来越晦涩的风格不同，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是给所有人看的，“我想要的作品有自己的故事，能够感动别人，不用管是为学术界创作，还是为大众创作，而是对所有人言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感激自己过去20年为各种杂志工作而获得的和人们沟通的经验，“过去的20年就像一个学校，让我学会如何表达、如何沟通。”

　　他讨论严肃的话题，但并不就此摒弃美与时尚，“我认为吸引比排斥更为重要”。在他最近的作品当中，一样不乏高级定制时装和名模的身影，“用美丽和时尚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这种风潮其实在米开朗琪罗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即使是讨论罪恶和丑恶的话题，我仍然选择用美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也许还要更困难一些。”于是《世界尽头的房子》用美丽的衣服和女性，来吸引人们关注环境问题，而关注非洲和中东问题的作品，也有着让人愉悦的色彩，但话题却十分严肃。他很清楚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去过中东，也去过非洲的金矿，那些经历深深地震慑了我，我也想让人们来关心那些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他看来，为画廊做艺术工作和为杂志拍摄时尚大片，最大的区别也许就是，“做艺术家是有责任感的”。而最终，时尚和艺术，在他身上究竟有什么界限，如何融合到一起，让他自己也感到困惑，“我想这是一个悖论吧，我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悖论”。

　　但他并不认为痴迷于所谓的潮流，有什么好处，“选择用美的语言来表达，并不意味着我崇拜那些东西，名利都不是我在乎的东西。一个社会过分关注浮华的、表面的、物质的东西，那么美的东西就会变成一个坏东西。”在他看来，我们的世界尽管技术进步、物质发达，但仍然面对很多问题，“自从有《圣经》的年代开始就有的问题，我所想的正是让人们重新审视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