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专栏从古希腊到现代欧美，自由与平等——实际上也可以称为“权利与福利”或“效率与公平”——一直是西方社会中一对难以克服的矛盾。正如秦晖教授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在西方，左派执政，社会将增加福利，减少自由；右派上台，则正好相反。自由要求限制政府权力，而平等则必然要求扩张政府权力。

　　但在我们这里，近年来许多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其实就是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实际上是一对虚幻的矛盾。就像秦晖一再强调的，在发达国家，与“效率”相对的“公平”是指结果平等而言。竞争出效率，但竞争的结果有输赢之别，输赢无别的“平等”等于取消竞争，因而会影响效率。在这个意义上，“效率和公平”确实是个两难选择。然而从来没有人会认为竞争过程的公正与效率不相容，因为过程的公正恰恰是竞争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而也是效率的前提。因此“效率与公平之争”从来就不是针对过程的公正而言的，在过程中如果没有公平也就不可能有效率，如果没有效率，那必然意味着现行制度是不公平的。

　　我们这里最常见的现状是：一方面，在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存在着大量人们熟视无睹的“过程不公正”。也就是说公民（或团体）因为出身、户籍、所有制等许多原因被分为三六九等，享受不到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有些个体和团体受到国家行政权力的特殊眷顾，而另一些则被重重限制。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民意却又念兹在兹所谓的“结果平等”。用秦晖的话来说，在盛行“抢来本钱做买卖”的今天，有人忙于论证“抢来本钱”是如何不可避免，是飞向市场经济的“第一级火箭”；有人则忙于抨击“做买卖”是如何败坏人文精神，是造成社会不公的罪恶渊薮。却很少有人在为公民争取“做买卖”的权利的同时，向“抢来本钱”者做正义的抗争。事实上，如果真做到了“最初财产来路清白，且后来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我们现在的贫富悬殊又何至于如此严重！

　　于是，我们的必然情形是：当社会呼唤公平时，国家权力肆意扩张，从而导致自由减少，本来应该预期的“平等”却未见实质性的增加；反过来，当社会呼唤效率时，则在过程中的暗箱操作、钱权交易甚至贪污腐败被视为“思想解放”的改革探索，从而导致福利大幅度减少，而本来应当由此换得的“自由”却未见任何落实。那些理想化地希望获得平等的人也许永远都不会明白，他们的全部努力换来的很可能是包裹着一层薄薄的“公平”糖衣的强权而已，这是我所能预见的最暗淡的一幅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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