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枫,赫萌萌
11月30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11月19日,水利部主持召开“第四届中国国际水务高峰论坛”。
今年以来,四川、天津、海南等地先后将城镇自来水公司划归水利局改组而来的水务局管辖。这种一体化改革,意在解决水源和城市供水之间的矛盾协调问题,但自来水管网建设和城镇道路、市政等之间矛盾仍待解决,不同部门间职责界限亦待清晰界定。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在上述住建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她直指中国水务体制改革不应“由供到需”去改,而应该“由需到供”去改。例如,供水水源向下游用水端延伸的改革。这种改革方法可能忽视节约用水和水循环利用的潜力,盲目扩大用水量。进而将大量中央投资用于水利工程建设上,但是却会带来水资源利用低效率。
“水务局”改法
大部制改革中,中央授权地方政府自行选择水务体制改革。
今年以来,“水务局”体制改革备受关注。11月28日,石家庄水务局挂牌成立。以石家庄市新成立的水务局职能为例,其将防洪、供水、节水、水资源保护和管理等涉水事务,由多个部门管理划归一个部门管理。
四川省此前也实现了水务局统管的水务一体化改革。四川水协一位负责人说,水务局改革体制希望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但是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农村距离长,管网投资高;二是农村和城市统筹后,农村无法负担高水价,由城市来均摊其成本;三是农村水质和城市水质要求不同,也会增加农村居民负担。
上述四川水协负责人表示,当前很多省份都是从省级层面直接改革,成立了水务厅。将来中央和地方对接是一个问题。他建议从县市层面先尝试水务一体化改革,而不是全国一个模式。
投资拉动效应
北京国融大通财务咨询公司总经理李智慧认为,以水利部门为主体组成的水务局一体化管辖体制,将在越来越多的省份被复制。
但是,一位地方水协常务副秘书长透露,很多地方政府选择地方水务体制改革模式的动因,主要看哪个部委给钱多。水利工程具有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而每年中央安排水利方面的投资,都比用于城镇供排水管网建设等方面投资多。
2009年中央扩大内需投资对水利方面投资达到680亿元,占中央扩大内需投资总额3800亿元的17.9%。据此可拉动各类投资3000亿元。
在住建部上述水务会议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也发表了讲话。
对于中央部委的投资支持问题,吴晓青的讲话耐人寻味:今年扩大内需开始,中央投资已经很看重城市供排水投资和水污染治理。未来两三年,中央将投资超过900亿用于污水处理、管网建设、污泥处理。其中在去年第四季度追加的1000亿的投资中,对饮用水安全方面的投资将保障在60亿。
工程院院士的声音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在上述住建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钱正英说,当前用水管理上就存在七大误区:第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用水量会急剧增加,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循环经济应该占据主导,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由最初的需水快速增长转变为微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而数据显示,我国近年来的需水量也慢慢的步入微增长的阶段,现在应该由微增长向零增长过渡。
第二,发展工业必然大量增加用水,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工业需水不同于农业需水,工业上主要用于冷却、锅炉用水,需水量较小,最主要的是加大处理污染,提高重复利用率。
钱正英举例说,美国1965年有过关于工业用水方面的两次调查统计,第一次调查工业日平均需水量13.210亿立方米,取水量为3.028亿立方米,第二次调查工业日平均需水量12.714亿立方米,取水量却仅为0.744亿立方米,重复利用率由54.3%提高至94.1%,重复利用率的提高对控制工业水污染十分重要。
第三,节水与防污不相关,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钱正英强调,在资金投入方面,污水处理资金是要远远高于供水资金的,但是在中国目前是正好相反的。大力节水才是未来的正确发展方向。
第四,快速的城市化将大大的增加城市用水,钱正英说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城市化用水问题应该由污水的再利用来解决,而不是更多的供水来支撑。哈工大教授张杰支持此一论点,“在城市用水中,只有30%是与人体直接接触的,而另外70%都可以通过对污水的处理和再利用来解决。”
另外还有农业节水仅仅是节水灌溉、保护生态就是绿化、水资源配置要满足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等三个方面的误区。这些误区无疑导致了目前中国需水预测过高,水资源过度开发。而污水处理不力,水资源重复利用率不高,更进一步加重了水资源危机。
“我认为,现在水质污染(水质恶化、湿地退化等)和过度开发导致的水环境全面恶化,已经成为中国水利的最大问题。”钱正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