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摇钱树”到“苦菜花”到“凤凰涅 ”，作为上海的“母亲工业”，上海的纺织业走过了一段流金岁月。在建国60周年之际，在当下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关键时刻，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的紧要关头，本刊特约请新华社高级记者吴复民撰写专文，记录上海纺织业的蝶变历史，以期对读者有所启示。

　　吴复民/文

　　纺织担当国家“摇钱树”

　　我196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进新华社上海当记者，领导就安排我跑纺织。在刚踏上工作岗位时形成的“上海纺织概念”，至今让我刻骨铭心：以1878年开办宝昌丝厂和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为标志，上海纺织因孕育了整个近代现代机器工业，而被称为上海的“母亲产业”。1950年上海统计部门公布的一组数据，把纺织业作为上海“摇钱树”的地位推到极致，1949年，上海纺织业在上海工业中的地位几乎高达6、7、8、9，即：当年上海纺织业创造的利税约占全市工业的60%，纺织业产值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纺织员工约占全市产业工人总数的80%，纺织创汇约占全市工业出口创汇额的90%。整个50年代，纺织业作为上海财政的“第一支柱”，始终担纲着创造就业岗位最多，创造产值、利税、出口外汇稳居第一的“龙头老大”地位。同时，上海纺织业在全国纺织业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人均货币劳动生产率4万余元，高出全国纺织业平均数1/3。

　　进入60年代，上海以建设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为目标，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建设。纺织工业在上海“一业独大”的局面逐步改观。然而，在整个60年代乃至70年代，由于纺织品始终供不应求，国家自1954年9月起不得不发“布票”实行的计划供应直至1984年才得以取消，因此，纺织业依然有长足的发展，依然是上海财政的“第一支柱”。

　　我至今仍然记得，大型纺织企业那种现代化大生产的壮观场面，让我热血沸腾，产生黄钟大吕般震聩之感，进而以感恩之心记住了：工人阶级是如何创造出物质财富，支撑起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厦的坚实基础的。同时，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在纺织业是“摇钱树”的年代，纺织工人如何昂头挺胸，满脸喜气的。 

　　纺织业变成“苦菜花”

　　“摇钱树”变成“苦菜花”，始于1982年上海纺织行业的实现利润开始下降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当时提出“苦菜花”的概念，并不是指纺织业的地位开始跌落，事实上，1980年，上海纺织工业在上海地方工业中仍然是“龙头老大”。说纺织业是“苦菜花”，是比喻它的技术和体能开始衰老，同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和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经济学家们回顾了它上百年的发展历史，研究了建国以来它的巨大贡献，发现上海纺织工业设备新度系数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危房隐患严重，患了“老化症”、“衰退症”和“虚弱症”，亟待提高素质，这样才能使它与肩负的重担相适应。

　　在“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年代，上海纺织“顶梁柱”的产值、利润在从1977年起的五年间持续以年增长10%的幅度上升，纺织在国民经济中依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上海纺织为上海工业和全国纺织工业顶着大梁时，大家似乎习以为常，并不感到什么。而从1982年起它的利润开始下滑，人们顿时感到了压力，因为当时其他工业部门再使劲也补不上这个缺口，纺织“苦菜花”由此成为舆论热点。

　　我认为，1982年上海纺织业产值和利润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考虑到库存积压，有计划地采取了限产措施。这是十分明智的决策。因为产品“睡”在仓库里，是最大的浪费，矛盾暴露出来要比掩盖着好。实际上联合国提供的1982年世界纺织品贸易情况的数字，具有更大的尖锐性：我国出口的棉布、厂丝和真丝织物的数量都占世界首位，然而收到的外汇金额却名列世界第十。上海的棉纺锭子比香港多3倍，但是出口纺织品的换汇金额不到香港的1/4。这些数字的含义是清楚的：我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卖不起价钱。这棵“摇钱树”的财源并不茂盛，财路也并不亨通，它为国家提供财富，主要靠“以量取胜”，“以廉取胜”。体质虚弱的“苦菜花”，难以继续履行“摇钱树”的职能。

　　我在调研报告中提出，由于“左”的影响和对投入、产出的规律认识不足，多年来上海纺织工业上缴给国家的利、税虽然达到500多亿元，但是它所得到的投入只能补偿整个行业固定资产的折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五年间，国家对上海纺织工业的“投入”超过了前三十年“投入”的总和，但这些“投入”很多花在扩大生产能力方面，还没能着重用于技术更新，以改善基本素质。设备落后的面貌一直改变不大，直接影响了成品质量。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上海生产纺织机械的工厂的基础设备已经很陈旧，在全部金属切削机床中，“超龄”的占40%，精密度因磨损而“失真”的占1/3。用这些“老古董”很难造出高精度的纺织设备。而我国阔幅布机、精梳机、印染后整理设备的少而差，直接制约了高档纺织品的发展。

　　纺织“壮士断臂”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启动了十四项重点项目全市攻关大会战，拉开了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序幕。根据中央对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逐步迭代传统产业的老大地位。1992年，拥有55万职工的上海纺织业实现利税从十年前鼎盛时期的40.6亿元下降到13亿元；而只有2.4万名职工的上海汽车工业，实现利税一举突破14亿元，升任上海工业新的“龙头老大”。

　　那时，我已担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经济采访室主任，承担的报道任务十分繁重，但我依然魂牵梦萦心系纺织业的命运。我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上海城市功能的转变，产业迭代这个历史进程的“关”是一定要过的。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奋斗目标的上海，不能容纳一个落后的、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工业只有大大压缩生产总量，向技术资金密集型方向调整，才能承受大部分原料和劳动力的高成本而在上海得以生存发展。记得，当时上海纺织工业局有462户企业，其中扭亏无望的企业就有176户。

　　这种颓势逼迫纺织决策层思考一个简单的数学题：一只储水桶，优势企业的利润像水桶上面的进水管往桶里进水，亏损企业像水桶下面的出水管往桶外出水。上面的进水管很细，而下面的出水管却很粗，怎样才能把桶里的水装满？显然，在暂时还无力放大进水管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兼并、破产、重组、销号等方式“消灭”扭亏无望企业，把利润流失的出水管堵住。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曾谆谆告诫：“上海纺织不调整，将变成谁也背不动的大包袱。”根据上海市委的指示，当时的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朱匡宇带领一班人，在纺织全行业尚有13亿元利润的1992年，未雨绸缪，提出了“断臂求生”的调整思路。他形象地说：“如果断一条手臂可以激活全身，宁愿做个‘健康的残疾人’。”在当时，这一调整是主动调整而不是被迫调整。控股集团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明确了都市纺织的定位，决心做好“破”与“立”两篇文章。现在回过头去总结，上海纺织业的调整，比全国纺织业整整早了五六年，也早于上海其他传统产业，因而赢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政策支持。

　　所谓“破”，就是以“壮士断臂”的气概，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难以维持的企业，果断地采取关、停、并、转、迁、租、卖、破等措施予以解脱。1994年，第二织带厂破产终结。这是上海纺织第一家破产企业，也是全市第一家破产企业。到1998年末，上海纺织工业的棉纺锭已从1992年的220万锭减到100万锭以下，布机也压缩了三分之二，纺织职工总数从55万减至28万。

　　所谓“立”，就是围绕“高档次、新技术、多元化、外向型”的定位目标，根据“头脑”在上海、“手脚”在外地的都市纺织要求，重新构筑三大支柱产业，即大服装、大装饰和产业用纺织品。1998年，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扭亏，走在全国纺织业脱困的前列。

　　上海纺织主动进行以压缩总量、“战略撤退”为特征的结构调整，以“断臂求生”启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些思路和经验在全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因为自1993年以来，全国纺织业连续五年亏损，成为国有工业中困难最大、亏损最严重的行业。纺织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很清楚：重复建设严重，造成总量过剩、自相残杀；劳动生产率低下；历史包袱沉重；人员太多，一个人的饭三四个人吃。纺织工业改革解困的路子也比较明确，“药方”就是压锭、减人、增效，坚定地走减量增值、调整结构、减员增效的路子，而“压锭”是整个工作的抓手。党中央、国务院把纺织行业作为国有企业扭亏解困的“突破口”，下决心打好“攻坚战”，用三年时间，压掉1000万锭纺锭，减员120万人。因此，上海纺织的断臂求生，为全国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经验。  

　　压锭减员成功的关键，是妥善分流安置职工，实现纺织行业劳动力的安全大转移。在破解这个历史难题中，上海创造性地推出了“再就业服务中心”这个崭新的模式，让职工离开原来的岗位，又不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在“中心”接受培训，缓冲过渡。

　　在上海纺织劳动力安全大转移中，有一件事为各大媒体做足文章，那是1995年3月，上海航空公司到上海纺织系统招聘18名空中女乘务员。“空嫂”效应，几乎成为上海率先开展再就业工程的标志。“空嫂”的上天，改变了社会对“下岗”这个名词的认识，下岗工人也认识到“下岗”并不“丢人”，而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一次机遇，从而推动了社会就业观念的根本性改变。从上航招收“空嫂”到“空嫂”培训后上天的10个月里，社会各界吸纳的纺织职工高达5万余人，大大拓展了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渠道。到2003年末，上海纺织在岗职工已减至7.88万人，实现了40多万下岗职工的安全大转移。这样大规模地有序退出，在上海纺织工业，乃至全国纺织业都是史无前例的。

　　上海纺织的“断臂求生”战略，是同以“名牌、名人、名厂”为龙头组建企业集团的“三名战略”和企业重组、结构调整战略放在一起研究和实施的。他们以20个著名品牌为龙头，集约业内资源组建了一批优势企业集团；以名人挂帅当产权代表，实施收购兼并，促成一批企业良性发展；以名厂作支撑形成规模效应，带动一批高创汇企业。在这当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创业精英，营造了浓厚的创业氛围。譬如，由著名企业家苏寿南领衔的三枪集团，在6年内连续兼并7家亏损企业后迅速壮大，不断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三枪”内衣系列新产品占领市场制高点，同“舶来品”抗衡，与世界名牌争雄。6年间，“三枪”的资产规模增长10倍，销售收入增长12倍，经济效益增长100倍，成为全国针织行业规模最大、品种最多、效益最好的企业。

　　我还在报道中强调，上海纺织业能够平稳地压锭减员并实现“第二次创业”，得益于市委、市府给予各方面的政策支持，得益于全市各行业伸出援手，得益于上海市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大环境。“死账、活人”这两大束缚纺织业压锭减员、资产重组的难题，都是在上海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机制、帮困救助机制、破产机制和再就业机制的过程中，基本解决和找到解决之路的。 

　　壮烈的“凤凰涅 ”

　　在当年压锭减员最艰难的日子里，上海纺织的工人们明知早一天拆完就早一天下岗，但没有一家厂拉下敲锭的进度。那饱含泪水，强忍悲痛的眼神，顾全大局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让我终生难忘。

　　上棉一厂一位下岗再就业的工人，事后曾用平静的口气说起这段经历：“道理并不深奥，在上海黄金地段生产初级纱、初级布不合算，做不过来。不过，说说容易做做难。要敲掉自己手里捧惯了的‘饭碗头’，味道到底是不好的！”

　　工人们朴素的话语，说出了纺织业从数量膨胀的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的真正难度：它要冲击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要一部分人在断了生计后换一种活法。一代纺织工人为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是经济转轨时期必然面临的阶段性困难，是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对传统产业的必然要求。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后人不应该忘记，我国纺织工人以“走万里路、织万米布”的艰辛，曾经让纺织成为“摇钱树”，整整支撑了国家财政三四十个年头；后人同样不应该忘记，在经济转轨年代，他们为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又不惜亲手敲掉自己的“吃饭家什”，成建制地下岗转岗。他们作出的这种惨痛的奉献和牺牲，和他们创造的“摇钱树”奇迹一样，都足以载入史册，为后人敬仰！

　　实际上，这个经历不是中国独有，世界许多国家都发生过。如英国的曼彻斯特曾经是世界纺织业的中心，但是在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以后，从工业必须向高度化、集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经历了产业结构大调整，锭子都转移到了英联邦殖民地国家。香港60年代还有几百万枚纺锭，如今只保留了纺织业的“头脑”，生产基地搬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几次强制性地销毁淘汰落后设备，实现了技术进步和升级。在这些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大调整过程中，都有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引起社会动荡，多数人经过培训再次就业。这不是灾难，而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经历的“阵痛”。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传统产业那么多工人的下岗转岗，对于中国历史的推动将是难以估量的。至少，目前的在职职工和在校学生几代人都从中受到警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由此带来的职业变更是长期存在的。因此，“一招鲜吃遍天”靠不住了，任何人都必须不断地学知识、学技术，“自我优化”，自我发展。而这，正是提高整整几代劳动者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源。

　　记得，在当年压锭减员最艰难的岁月，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朱匡宇和总裁李克让等一班人，曾一次次到成建制下岗的职工中间，动情地承诺：一定要塑造21世纪上海纺织的全新形象，回报大家对纺织大调整的理解和支持，感谢大家为纺织大调整做出的奉献和牺牲。他们认为，经过这样一番伤筋动骨，如果不能孕育出新的果实，他们将无颜以对历史。而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在对纺织行业以结构升级调整为主题的“第二次创业”三度调研后，曾用陈毅元帅的一首五言诗表达内心的感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他认为，在面向21世纪的上海产业结构中，纺织业有望成为一棵“大青松”。

　　纺织蝶变

　　新世纪的上海纺织，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他们紧紧围绕“科技与时尚”的发展理念，坚定地走高端纺织之路，重点发展科技纺织、绿色纺织、品牌纺织、时尚纺织，实现由传统制造业向制造业后续服务价值链的延伸，努力打造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相匹配的现代纺织服务业。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蝶变成一家以科技为先导，以品牌营销和进出口贸易为支撑，以实业为依托的大型企业集团。目前公司拥有总资产193.69亿元，净资产104.7亿元，在2008年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排名的中国500强企业中，上海纺织排名第191位；在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排名为第2位。2008年，公司在职职工从1992年调整初的55万减至2.12万，国有企业户数从460户减至196户，而实现主营业务收入销售规模保持在244亿元，利润总额2.8亿元，进出口创汇则从8亿美元增至27.25亿美元，仍然是上海的创汇大户。

　　公司倾全力整合、培育的“新型功能性化纤及材料制品”和“品牌纺织品生产及贸易”两大核心业务硕果累累，尤其在我国神舟五号及神舟六号飞船的航天工程中立下奇功，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而许多纺织企业则根据城市布局的调整规划华丽转身，变换成一个个“都市工业园区”、“创意产业园区”。当年的机器轰鸣变换成历史的回音，镌刻下传统工业悲壮地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变迁和产业提升。纺织旗下的尚街LOFT、M50等时尚园区被誉为上海城市的“时尚新地标”。

　　我，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有机会与纺织结缘，有机会在长达40多年的漫漫岁月里，始终关注她的兴衰，见证她的蝶变，为她的成长奉献绵薄之力，这实在是我的幸运。

　　忆及上海纺织的凤凰涅，我总是心生敬佩，心怀感激。我感悟，纺织工业既然是民生工业，必然是永恒的产业。她的兴衰消长，只是世界各国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间的此消彼长，只是各类纺织纤维之间的互相兴替，只是新技术、新材料不断迭代旧的技术、材料而已！未来的时代很可能是一个复合材料时代，纺织业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人们有理由相信，上海纺织再现辉煌终会有期！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获得“新中国60年·上海百位突出贡献女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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