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瑞芸 整理报道

　　 过去一年，在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冲击下，东西方银行各自的表现迥然不同。不少西方的大银行成了政府巨额资金救助的对象，而亚洲的一些银行，特别是中国的银行成了经济企稳回升的主要拉动力量。之所以中国的银行在这一轮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能够表现出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能够保持对实体经济运行足够的支持能力，很重要的一点是得益于前些年我国银行改革不断深化，金融创新日趋加快。

　　 目前看来，这一年多来各国政府的救助行动都已经开始收到一定成效，各种经济刺激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效果已经逐步显现。总的来看，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开始区域性活跃，世界经济企稳回升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但是，我认为从全球角度来说，当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还不够，实体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的恢复仍然充满着变数和不确定性。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家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我们既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挪威等一些国家央行率先采取了加息措施，同时我们也还听到了不少人关于对刺激政策过早退出表示担忧的声音。

　　 我想现在也许还很难说哪一种观点更正确，哪一种做法更合理，因为不同的经济体本身的情况就不尽一致。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做法上的差异、认识上的分歧表明了全球范围内经济的真正复苏还具有一定不确定性，这一点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前不久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所发布的新加坡宣言中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表述，即APEC成员将继续采取经济刺激政策，直到持久经济复苏得到明显稳固。这是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一个共识，说明全球经济离真正复苏确实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总的来说，这轮危机总会过去，就像海啸之后大海终会归于平静一样，全球经济总会进入一个相对常态的运行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即将步入一个所谓的后危机时期。

　　 众所周知，在这轮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中国银行业不仅站稳了自己的脚跟，抵御住了风险的冲击，而且增强了竞争力，进入了全球银行业的领先集团。就拿工商银行来说，目前工行是全球市值第一、利润第一、存款第一的银行。但是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这几顶桂冠并不是由绿色橄榄枝编织而成的，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带刺的玫瑰编织成的。因为我们的总资产、总资本在全球银行中并不是第一。在总资产、总资本并不是第一的情况下，我们要长期占据市值第一、利润第一的领先位置，那就要求我们的资产回报水平、资本回报水平必须比世界上其它银行都有一个明显的领先。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是对我们进入后危机时期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和真正的考验。我们现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后危机时期，需要未雨绸缪，需要思考怎样寻找一条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银行业下一步进入后危机时期面临的一个主要课题。

　　 今年以来，由于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银行业的信贷资产迅速增加，这导致了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水平的下降，这已经引起了包括监管部门和市场各方的关注。当然，在相对正常的经济运行态势下，银行业信贷资产不会出现今年如此迅猛的超常规增长。但即使按照前些年相对平稳的银行信贷增长规模来看，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水平面临的考验也十分严峻。这是我们进入所谓的后危机时期以后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中国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银行业的问题，它与中国金融市场目前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特点密切相关。第一，中国的市场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每年必须保持足够的经济增长水平，这就决定了银行的风险权重资产（主要是贷款）会有一个持续较快的增长，进而也就决定了银行的资本如得不到及时补充，资本充足水平将会持续下降；第二，中国资本市场仍处在一个发育过程，其扩容能力受到市场发育水平的制约。而中国的上市银行体量又非常之大，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这些银行要在资本市场上连续融资、连续增资扩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要寄希望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寄希望于我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成熟。但是，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的提升却是一个带有紧迫性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些措施，比如说银行发行次级债，这本来是银行补充次级资本的一个有效方法，但也是由于中国的银行次级债的规模必须大到一定程度，才能起到稳定其资本率的作用，而囿于投资者的匮乏，事实上银行大量发行的次级债，只能由银行间相互交叉持有，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银行资本的质量，会降低银行抗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已经对这点提出了风险提示。因此这些措施不是不可以采取，但是其有效性是有限的。

　　 在资本市场发育水平不够，银行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难以遏制住信贷等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向资本市场增资扩股又有一定难度，发行次级债的有效性受到质疑或者受到一定限制的情况下，究竟怎么样才能够保持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水平的稳定，从而在所谓后危机时期保持中国银行业的可持续增长？

　　 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

　　 后危机时期

　　 必须坚持改革和创新

　　 我想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银行的资产包括贷款应该有它的二级市场，应该可以流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银行在资产规模并不无限扩大的同时，却能实现可持续的成长。也许由于这次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次贷的证券化，因此人们现在谈到证券化的时候有一种天然的防范甚至厌恶、排斥的心理。其实，如何从技术、产品设计、管理上来防范信贷资产证券化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应该通过调整监管思路，开展金融创新来解决的问题。例如在证券化资产移出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同时，必须让银行保留一定的风险责任，以防止银行由于可以简单地将风险全部转移给投资者，而在事先忽视了对基础贷款质量的控制。而目前世界上一些监管机构的政策以及会计准则的一些要求，恰恰是不利于这一点的。他们的要求简单地说就是，要不风险全部在银行，要不风险全交给投资者。这似乎干脆利落，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又如，为了保证证券化基础资产状况的足够透明，在一定阶段，可以只允许发行一级的资产支持债券，而不发行CDO，更不要去发行CDO2。

　　 总之，防范好后危机时期可能出现的危机是我们现在所必须思考的问题。人们现在谈论中国银行业在所谓的后危机时期可能遇到的风险时，往往担心的是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会不会产生多少不良贷款。这固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但更需关注的是银行业整体资本充足水平不够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性风险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坚持改革、坚持创新，放缓改革只能使矛盾集聚，停止创新不是这次金融危机所给予我们的正确启示。下一步要解决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坚持金融创新，只有从多种渠道包括推行银行资产证券化入手，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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