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杨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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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月初的哥本哈根会议，到底会不会成为一次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国际会议？吵吵嚷嚷的谈判桌上，有没有达成一个让地球拥有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可能？

　　11月12日，刚刚从巴塞罗那国际气候会议归来的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CDM中心主任杨宏伟在其办公室接受了CBN记者的专访，分享了其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认识和判断。

　　杨宏伟早在1996年便进入气候变化研究领域，并于2002年开始进入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在通向哥本哈根会议等联合国的一系列气候变化大会上，他主要负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附件一缔约方（指发达国家和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等议题的谈判，这些议题是反映发达国家缔约方履行《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义务情况的最基础和最关键的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杨宏伟还是“间接”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2007年，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因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贡献而获授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分享了该奖），获奖后的IPCC从旗下世界各国4000多位科学家中，选出近百位贡献较大的颁发纪念“奖状”，杨宏伟便是其中之一，中国有十余名科学家拿到这种“奖状”。

　　CBN：你刚从巴塞罗那气候谈判大会归来，从你掌握的信息来看，哥本哈根谈判取得实质进展的可能性有多大？

　　杨宏伟：现在看来，哥本哈根谈判存在一些变数，即发达国家会否按照“巴厘路线图”的授权来完成谈判。

　　2007年联合国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确定的“巴厘路线图”，明确了到2009年底前完成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及《公约》长期合作行动谈判的相关安排。

　　“巴厘路线图”规定了两条轨道，就是通常说的“双轨制”，其一，是在《京都议定书》下，按照第三条第九款的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在2012年以后继续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的减排义务；

　　其二，是在《公约》下开展“长期合作行动”，这里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求发达国家承担量化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义务，其实，这主要是针对美国提出的，只有美国才既是发达国家又未参与《京都议定书》，这一条要求发达国家之间的减排义务要有可比性，即美国的减排义务要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当；其次，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国内适当减缓行动”（NAMA, 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这主要是指在获得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持和转让气候友好技术前提下，发展中国家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力所能及地采取减少排放、保护环境的措施。

　　但现在发达国家想偏离“巴厘路线图”，想抛弃《京都议定书》，另外再谈判形成一个新的协议，这种错误的做法会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违背了“巴厘路线图”的授权，两年前大家说好了要按照“双轨制”在哥本哈根完成谈判，临结束前发达国家却突然要求改弦更张，这就好比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足球比赛，距离终场还有5分钟，结果一方突然提出来要求改变比赛规则，说不按进球定胜负而按控球时间来定胜负吧，这是行不通的。气候变化问题如此紧迫，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能儿戏待之。

　　第二，现在重新谈判并形成一个新的协议需要很长的时间，从起草到最后各国批准，这恐怕没有十年八年难以生效。

　　CBN：发达国家打算“另起炉灶”，其提出的内容或者说原则与目前“巴厘路线图”有何不同？

　　杨宏伟：说到他们提到的新原则，这就暴露了发达国家的意图。

　　《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国际社会此前十几年的努力就付诸东流了，国际社会从1992年形成《公约》，到1997年为了落实《公约》而拟定了《京都议定书》，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各缔约方经过十几年共同努力的结果，并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等原则。发达国家提出要放弃这些原则，这是一种倒退。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公约》确定的最重要的原则。如何理解这个原则呢？从讲科学的角度来看，造成今天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主要在于人类活动特别是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造成的，而当今大气中的长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比如说二氧化碳等，可以追溯到200年前的排放。发达国家对造成气候变化负有主要责任，应该率先减排，扭转其排放增长的趋势，且有责任和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转让环境友好技术。

　　《公约》还确立了“公平”原则，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必须得到确保，离开了这个，就会极大削弱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但最近不管是在曼谷还是巴塞罗那会议上，发达国家只强调共同责任，极力回避有区别的责任，而且，发达国家想把以前的历史责任一笔勾销，只强调以后的责任。这样的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公约》的基本原则，动摇了谈判的基础。

　　CBN：那发达国家的这些变数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哥本哈根谈判？

　　杨宏伟：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发达国家有没有履行承诺的政治意愿是决定哥本哈根成败的关键因素。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国际社会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已经力所能及地采取了很多积极行动。

　　相反，2007年与1990年相比，发达国家整体排放却增长了11.2%，如果加上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变化因素，这个数字则是增长12.8%。其中，美国增加了16.8%，加拿大增加了26.2%，澳大利亚增加了30%，欧盟整体排放下降了4.3%，但也低于其预期的8%的目标，绝对减排量也仅为1亿多吨。

　　最近几年，仅中国已经得到签发的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总减排量就达到1.6亿吨，已经超过整个欧洲的减排量，如果算上正在申请还未得到签发的CDM项目，中国可以帮助发达国家以比在国内减排更低的代价实现的总减排量将超过20亿吨。这体现了中国认真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的积极行动和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合作态度。

　　CBN：如此看来，是不是哥本哈根会议已经没有希望形成统一的意见了？

　　杨宏伟：不能这么说。

　　从大的方面看，虽然发达国家整体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出现一种倒退，但是，只要他们还是《公约》的缔约方，按照国际法的要求，他们就必须遵守国际公约的要求，除非你宣布退出并履行相关的法律程序，这就是游戏规则。

　　其次，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全球也正赢得越来越多的共识。9月份在匹兹堡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各国政要均表达了积极的政治表态。现在看来，发达国家的这些表态并未落实到后续的曼谷会议和巴塞罗那会议上，这主要是发达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表态与最后的工作实践还存在衔接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来解决。

　　目前来看，哥本哈根会谈有以下三种可能性。第一，非常乐观，各方按照“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全面完成任务，在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上达成共识，并在长期合作行动体系下，在适应、减缓、资金和技术转移方面形成一揽子计划。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非常小。第二，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之下，各方将已有进展的一些共识组合形成大会决议并发布，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继续按照“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展开谈判，这种可能性比较大。第三，各方最终未能达成共识，只是发表了一个空洞的政治协议。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CBN：现在大家很关心中国目前已经在谈判中作出了哪些妥协？

　　杨宏伟：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联合国多边谈判的场合，遵循的规则是“广泛一致”，换句话说，就是只要有一个缔约方不同意，协议就无法达成，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在这种规则之下，各缔约方均会从“高要价”，即从最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开始谈判，当然，每个缔约方都会有自己的底线，谈判自然是需要各方都作出妥协并最终达成一致。

　　大家都需要作出妥协，但前提是妥协不能超过底线。同时，是否妥协，也要看谈判对手是否有诚意。从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发达国家明显缺乏履约的政治意愿，因此各方都还没到妥协的时候。

　　根据《公约》确立的基本原则，同时考虑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当前最重要的是确定发达国家的中期（2020年前后）减排目标。然而，《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从2005年谈到现在历经四年多了，发达国家却迟迟不肯拿出具体的减排承诺数字，这次在巴塞罗那会议期间，非洲集团对发达国家采取拖延战术阻挠谈判进程的一贯做法忍无可忍，一度愤然离场，提出必须先解决数字问题，否则其他免谈。这样才迫使发达国家勉强回到“巴厘路线图”的授权上来进行谈判。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一方面在国内力所能及地采取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坚定地捍卫《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原则和相关规定，在资金、技术、减缓、适应和《公约》长期合作的共同愿景等方面都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具体提案和立场，是积极推动哥本哈根会谈走向成功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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