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管理好巨额美元外汇储备是我们做强金融所需要考虑的最紧迫问题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文

　　自2008年8月以美国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崩溃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开始关注和这场金融风暴有紧密关联的三大类问题：一是全球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发展的严重失衡客观上给美国金融机构带来了“金融创新”滥用的外部环境；二是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不断推进的国际分工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问题；三是一国（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强的外部“溢出效应”，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就会造成其他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遏制。这三大类问题互相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

　　由于各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程度的不同，对这三类问题的性质诠释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就不同。但是，不管怎样，作为目前世界经济体中第三大国的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处于一种“被动”应对的状态。

　　首先，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所积累的财富，因为我们金融体系自身的脆弱性，无法在贸易和投资规模做大的基础上，让我们的货币参与到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从而导致我们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对外贸易和外商在华的直接投资给我们带来了世界第一的美元外汇储备，客观上让我们失去了自身管理自己财富的国内舞台。这使得我们在危机面前失去了活用财富的主动权，我们投资于美国流动性最强、收益最低的“安全资产”，但今天却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而使我们自己巨大的外汇储备失去了“流动性”。

　　第二，世界经济“失衡”是各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只要经济全球化能够给世界带来比“锁国经济”更多、更多的财富，那么，世界经济“失衡”就不可能在这种有效的“国际分工”格局下被消除。但是，我们看到欧美方面要求中国解决贸易顺差的行动一浪高过一浪，贸易保护主义也像这场金融危机一样来自于庞大经济规模的发达国家，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今天，我们也更加感到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内需市场的培育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已经刻不容缓。而要想在现有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真正解决这类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没有强大的金融体系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产业结构的转型意味着我们要开始迈向高附加价值的技术研发和服务开拓的领域，它们不像制造业那么具有标准化的特征，充满了不确定性（创业的风险），需要一大批专业化的人才团队和不断深化的金融市场以及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创新产品的支撑。

　　第三，由于中国经济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过度的开放和金融资产价格自由的波动都会影响中国有限资源的配置方向，又加上利率和汇率对制造业来讲是金融资源的要素价格，和原油、铁矿石一样是“生产成本”，会直接影响到处于技术低端（平均意义上的判断）的中国产业在国际舞台上的价格竞争力。这样，在没有充分的内需市场来支撑中国企业的就业水平和财富创造能力，同时也没有强大的金融体系可以作为分散风险的后盾的情况下，贸然加速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自由波动，以及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都会有可能断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带来的丰硕成果。1989年日本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危机和这次他们抵御美国金融风暴的脆弱表现都充分证明了制造业为发展支柱的国家很难做到和欧美国家一样“发达”的金融体系，所有这方面盲目的金融自由化的尝试都会让自己的实体经济陷入灾难性的深渊。从某种意义上讲，走出这种被动的受外部“政策绑架”的格局，比如，不能轻易地在美国升息之前提前行动（这样会造成国际资本在中国市场进出的不稳定）等，就需要我们有一个自主的货币体系和与之配套的强大的金融体系。

　　如何做强我们的金融，改变上述的“被动局面”已经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努力打造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而且正在不断付诸行动。具体表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通过“做强金融”来提高我们民族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改变过去中国因为缺少强大的研发能力、自主品牌、国际认可的专利等“杀手锏”的“拳头企业”（大企业往往做不到），而使我们在国际商务中无法争取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定价权”和“货币主导权”这样尴尬的局面，当然也谈不上具备产业结构优化的微观基础。所以，最近政府推出的扶持和培育这类高增长、高附加价值企业的“创业板”就是政府“强化自主创新，以此推动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这一想法的集中表现。

　　二是通过“做强金融”，来提高我们自己管理财富的能力。最近，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最终目标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也充分体现了国家重视“金融发展为产业资本和个人财富提供可持续和稳定的增长源泉”这一大国的发展战略。

　　但是，我们需要告诫自己的是，不能在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进中，忘记了我们自己需要不断推进的“能够承受风险和化解风险”的金融制度建设和金融市场培育，否则，国际投机资本会选择时机乘虚而入，最终中国经济打造的坚实的财富果实，在金融危机中被无情的“人民币资产的集中抛售新行为”所卷走。这是东南亚危机给我们最大的教训。

　　三是通过“做强金融”，让我们的投资团队和优质企业“走出去”，以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人口红利的优势存在和制造业的集聚以及规模效应的发挥，国际舞台上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还会继续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创造更多的财富价值。而这些财富价值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由人民币这一国际货币的新成员所替代。因此，如何使用和管理好我们的美元外汇储备可能就是做强金融所需要考虑的最紧迫的课题。

　　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正在和东亚国家和地区寻求和建立更多有效的“金融合作”模式，以共同发挥在本地区的经济稳定和发展中亚洲庞大的外汇储备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这里，我想再进一步提议的是：建立由东亚各国政府和机构出资的美元外汇资产所构成的亚洲共同基金，开展美元离岸的投融资业务，在这基础上，繁荣亚洲债券市场，形成和美元在岸市场良性竞争的格局，从而达到提高美元财富和非美元财富的管理效率。因为目前中国主权投资基金受到美国政治制度和我们自身投资经验以及人才团队的约束，无法能够得到我们需要的宝贵的生产资源和企业品牌资源，如果我们能够加强亚洲金融合作，盘活我们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那么，我们只要再增强对委托美方管理那部分储备资产的监管，就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中，分享到更多的收益、分散掉更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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