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舒

　　乔直（Georg O’Connell）已经在中国生活了6年。他曾在北京大学等多个中国高校任教，教授美国当代文学与诗歌。他还是一个翻译家，曾经将诸多中国当代著名诗人的诗作翻译成英语，在海外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在中国的6年，他桃李满天下，也与中国的诗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6年，作为在中国生活的著名美国诗人，他还获得了“珠江诗歌节”的“旅华诗人奖”。在他的眼中，6年的中国生活不但是知识的给予，“也得到了更多”。

　　CBN：你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和自己的印象不一样？

　　乔直：我在2003年的秋天来到中国，在黑龙江教了两个学期的书，2004年我回美国了几个月，后来也有短暂回美，但基本上从2003年开始，我就一直在中国了。对于我来说，最让我感动的是中国的诗人们对我的开诚布公，和给我的温暖。而和绝大多数的外国访客一样，普通中国人的热情和友谊也打动了我。我的学生们对于世界和对于文学的各种知识的渴求，则让我震惊。

　　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失眠了三天，但是依然活力十足。当天晚上我在东城区溜达了好几个小时，小公园里很多人在里面游玩，这让我感觉非常好。机场高速也让我很惊讶，我完全没想到这条高速路和美国的高速公路如此相像，更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车，现在街道上的车当然更多了。

　　CBN：为什么选择在中国任教？你的感觉如何？

　　乔直：当我还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中国古诗和日本诗歌对我的影响就非常大了，后来还了解了20世纪初它们对于美国诗歌的影响。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会亲自来到中国。2003年夏天，我偶然遇到了一个机会，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那之后5个星期我就在北京了。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中国的教学是一个机会，可以偿还我的文学旧债，把当代的美国诗歌带给中国的读者。而在此过程当中，我也有很多言语难以形容的收获。

　　我是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北京大学任教。有这样的身份，我有机会去很多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高楼大厦崛起。然而我也有些担忧，这场商业化和商品化的竞赛，似乎把一些中国独有的品质抛在了背后。我想中国和中国的大学，应该为这里的艺术家，尤其是作家和诗人们留出更大的空间。这不仅意味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中国和世界文学的教育，更需要给年轻的作家和翻译家们机会，让他们能够和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们一起工作，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美国的大学和基金会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成功经验。

　　CBN：你和你的合作伙伴史春波合作翻译了很多中国当代诗歌到英语，收到的反响如何？

　　乔直：没有史春波，我的翻译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对于在中国国内和海外收到的反响都十分高兴，并且也备感恭谦。现在来看，这些翻译作品似乎激发起了人们对中国当代诗歌真正的兴趣，也让中国当代诗歌走向了国际舞台。几个月之前，出版我们翻译的中国当代诗歌的《亚特兰大评论》方面，给我们传来了美国顶尖的诗人和评论家简·赫什菲尔德（Jane Hirshfield）极佳的评价，而且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对我们正在翻译的一系列作品也表示出浓厚的出版兴趣。这些成果让人欣喜。

　　CBN：你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开设国际性的写作项目，还有搭建中美之间诗歌艺术的桥梁，现在进行得如何了？

　　乔直：2007年珠海的一个国际学校曾经邀请我去做一个写作项目，但是后来没有成功。今年秋天我到了汕头大学。

　　我想说中国和西方诗歌之间的桥梁，在我来中国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是埃兹拉·庞德（Erza Pound）和其他很多人修建的。我希望帮助两个世界的当代诗歌能够触摸对方——作为诗歌，而非脚注或者解释。我愿意相信我的翻译已经推进了这个使命，但是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比如创造性写作项目如果能在中国有实质性的推进，在文学和语言上都有很高资质的学生们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这样的项目在世界各地，尤其在美国非常发达。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项目来培养下一代的作家和翻译家，并且帮助中国的文学在世界上得到它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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