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斯硕

　　

　　当金融危机呼啸而来整整一周年，中国经济率先世界复苏的时候，中国经济的未来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过去30年，中国经济被称为“增长的奇迹”的背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的低价格、高投入形成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出路在什么地方？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认为，从中长期的角度，我们也需要对当前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有新的认识。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只有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消除体制机制弊端，才能为中长期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或确立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他认为，除去制度上的因素，中国过去发展是得益于这些生产要素的组合，从国际上来讲，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丰富、比较低的价格，资源开采、利用成本都比较低。我们通过对外开放，使得这些要素能够释放出来，也支持了中国过去的发展。

　　但是面对未来，这些要素是否会被新的要素所替代，还并不可知。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30年粗放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积累了很多的问题需要改变，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新竞争优势的重新确立，将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一些影响。

　　“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当前改革和发展的环境相对较好的时期，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在对外开放上、在结构调整上，迈出新的步伐，在一些重大领域有所突破，这些都会为我们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余斌告诉CBN记者。

　　而在力所能及的改革中，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当前的经济危机，看到未来30年，甚至更为长远的时间纬度里，中国经济将发生的变化。对此，我们采访到了余斌。

　　CBN：有观点认为，这次经济危机将会把中国经济带入一个低速增长的轨道上来，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我国经济还能保持高增长吗？

　　余斌：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持有相对乐观的预期，认为不会有太大问题，但短期波动是很难避免的。

　　从目前的经济刺激政策来看，投资持续高速增长、消费实际增幅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出口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工业生产稳步回升等四方面因素，已经支撑中国经济明显复苏。

　　目前，中国经济还处在高速增长的通道内，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加速期和消费结构升级活跃期，这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

　　人们把中国过去30年经济的发展成就称作是“增长的奇迹”，因为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速是9.8%。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未来经济增速降下来是不可避免的。

　　CBN：您认为经济保持这样高速的增长能持续多久？

　　余斌：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的低价格、高投入形成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模式，这个模式是各个生产要素间非常有效的组合。

　　但是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短缺导致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以及人们对环境保护、全球气候变暖的关注，都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所以从未来一个较长的时间点来看，中国经济达到像过去30年的高增长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未来的10年左右时间，中国经济还处在高速增长时期。也就是到2020年以前，中国经济都将会保持10%左右的增长水平。之后，随着我国大规模城镇化进程的初步完成，大多数人的消费结构已经升级基本结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是正常的。

　　CBN：除去人口老龄化问题，由于资源紧缺而导致的资源类价格上涨会不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

　　余斌：中国正处在工业化阶段，对资源依赖程度较高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是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征。

　　我国是铁矿石、原油等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近年来随着国内需求不断扩大，初级产品进口数量快速增加，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给我国造成的经济利益损失不断扩大。

　　根据2002年以来原油和铁矿石的进口量与价格上涨幅度计算，2004年以来铁矿石和原油进口价格的上涨给我国造成的损失每年都在100亿美元以上，2008年铁矿石和原油进口价格的飙升造成的损失更高达632.87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GDP的1．69％，即因铁矿石和原油进口价格大幅度上涨，2008年我国GDP名义增速下降了1.69个百分点，扣除GDP缩减指数因素，相当于GDP实际增速下降1.57个百分点，占2008年GDP实际增速同比降幅的39.33％，仅次于出口增速大幅度下滑对2008年GDP增速下滑的影响。

　　即使是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也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在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4.5个百分点的同比降幅中，大约有0.64个百分点或14.24%是由前期高价进口的初级产品造成的。

　　CBN：您认为未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余斌：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资金是严重不足的，人力、土地都相对充足，所以当时提出要引进外资。现在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资金的问题，在劳动力、资本、土地这三个要素中，土地资源会在未来变得更为稀缺。

　　此外，随着老龄化的到来，我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会逐步减弱，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是，由此相关联的社会保障制度届时如果没有很好解决，可能会对经济带来制约。

　　此外，资源与环境，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中国GDP已经达到4万亿美元以上，我们在很多资源上已经依赖国外了，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资源能不能支撑这么庞大的经济总量的增长。过去30年我们的增长模式可能比较粗放，但是未来的30年，想这样做可能都不成了。经济发展的成本会更高。

　　这个问题对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技术是不断进步的，未来在资源逐渐被耗竭的时候，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可能会寻找到更为清洁的可再生资源，将继续支撑经济的发展。

　　CBN：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您能不能描述一下，届时经济发展的状态？

　　余斌：如果我们做一个国际比较， 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从收入水平上来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届时中国将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基本实现工业化，则意味着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将有比较明显的提高，经济增长更多的动力是来自于服务业。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70%，但是中国目前只有40%多。

　　当然，这里面有个问题，中国不可贸易的产品的定价都低于国际，价格上的低估，也低估了中国的服务业真实比重。

　　CBN：那2020年以后呢，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如何？

　　余斌：因为时间相距甚远，影响发展的内外因素很多，现在还难以准确判断，我们对2020年之后的展望只能是粗线条的。

　　如果2020年我国完成工业化，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更多地来自服务业。但是从工业的特征上来看，工业扩张的时候，投资增长是非常快的，所以GDP的增长也会比较快；但是服务业不一样，服务业会相对比较稳定，没有那么大规模的投资，经济的增速也必然会有所减慢。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经济增长会有所放缓，但是经济增长也不会太慢。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要的时间要长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可达60%左右，它只与美国1950年前后的水平相当。我们还会有数亿农民生活在乡村。2020年之后，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这将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需求拉动力。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和发展部的预测，2020年~2050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可达到5%或者更高。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年均5%的速度匡算，到205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8万亿美元左右，接近于2006年美国水平的3倍；人均26000多美元，与美国1995年前后的水平相当。

　　CBN：那我们完成工业化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余斌：我国经济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在整个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两头在外”的经济，即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生产环节由发达国家控制，利润高的销售环节和市场也掌控在跨国公司手中，中国的产业处于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环节，应对市场波动的抗风险能力脆弱，比处于产业链高端和低端的产业更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

　　所以如何增加我们的竞争力，将产业链向高附加产品转移，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下一步经济增长中需要转变的。

　　这里面也要注意到劳动力素质问题。中国本身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低附加值时候，中国可能需要的是农民工；但是产业结构升级后，劳动力素质也要跟产业结构相匹配。所以我们只有从现在起，更加重视教育，重视科技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以支撑国民经济发展。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