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

　　在野外研究基地工作了30年的“熊猫之父”潘文石教授，多年来内心始终有一个顾虑：“整整30年，我们远离亲人，远离城市，但是始终记住自己是北京大学的一支队伍。我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常常担心我的特立独行会不会被学校同行们理解？”

　　今年8月12日，对72岁的动物学专家潘文石教授来说，是一个温暖的日子，是化解他顾虑的时刻——新任北大校长周其凤院士率领北大9人代表团，专程慰问潘文石在广西崇左市的野外研究基地。

　　“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有种亲切感暖暖流动。孤单的荒野生活总有孤独感，正当我需要一位‘心理医生’的时候，他们就来了，给我带来人性中最真诚的善意。”潘文石说。

　　72岁的潘文石教授，一生有超过50年的光阴是在渺无人烟的野外度过的，“除去幼年时抗日战争的8年、中学时代的6年和‘文革’的8年，其余时间，我差不多都待在野外。”

　　那些濒临灭绝的动物都栖居在几乎算是荒野的地方，所以，潘文石的研究队伍也跟着生活在地球最偏远的角落里，“我们总是跋涉在积雪的万顷大山之中，挥汗在北热带的烈日之下，咬牙抵抗着蚊子、毒虫的叮咬。”

　　潘文石从1980年开始走进西部群山，先在四川，后到秦岭，用了17年的时间在积雪的高寒山区跟踪大熊猫，研究它们的求生策略。从1984年到1998年，先后有15位研究生跟随潘文石参加秦岭研究工作，“最困难的是长期缺乏油水，前8年几乎吃不饱。”即便如此，像吕植这样的研究生当年也缠着潘文石要求加入，并逐渐成长为中国年轻一代熊猫研究专家。

　　1996年起，潘文石又进入北热带丛林，在广西西南部荒僻的喀斯特石山之中，发现濒临灭绝的白头叶猴和贫穷依旧的当地百姓正面对共同的生存瓶颈。他花了13年的时间去研究那里土地、人口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从2004年至今，潘文石每个月都要安排几天的时间到北部湾，记录中华白海豚的生存状态。

　　正是这些艰苦、严谨而扎实的研究考察，使得潘文石能以第一线的科学依据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他是第一个给中央写报告不赞成将野生大熊猫圈进“饲养场”的人，也是中国第一个反对克隆大熊猫的人。

　　当年被美国《读者文摘》杂志称“熊猫之父”的潘文石，如今被称为“白头叶猴教授”。当周校长一行到访时，他带着他们一起爬山观察白头叶猴的活动，一起坐船观测北部湾中华白海豚。晚上，他与周校长两人坐在野外基地的天幕下，“像孩子一样围绕着生命的自然史海阔天空地神聊，直到东方泛白。”

　　就在北大团队到访后2个月，潘文石的研究团队意外获得重大发现——10月初，他们在江州区木榄山附近的一个山洞中无意中发现一些动物化石，经仔细挖掘后，竟然挖出了早期现代人的下颌骨，经测定距今11万年左右。这个伟大的发现，足以证明左江流域过去是早期现代人类的伊甸园。

　　“这是一个意外惊喜，一个预料不到的伟大发现，证明我们的努力工作是有效的。”潘文石说，“科学家就是拼死，也要死在实验室第一线和野外研究现场。”

　　而潘文石当年的学生吕植，也从一名单纯的科学家变成了科学研究的社会实践者。环境保护到底能不能让人们获益，成为吕植最感兴趣的问题：“科学致用应该是更大范畴上的功利，对很多人有用，对国家社会发展有用。目前，我就是在追求这样的价值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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