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叶 孙行之

　　

　　“5·12”汶川地震之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驻华代表、缅甸人魏英瑛就加任了一项新职务——联合国驻中国灾情管理小组（United Nation Disaster Management Term）的主席。他们与中国国家减灾中心合作，在四川广元开辟了一个新的工作中心。2009年11月12日，她协同联合国的组织一起邀请一些其他国家的专家到广元做的讲座刚结束，回到北京的家中已是深夜。

　　“我们一直在关注儿童的教育，关注儿童的营养，在四川深山的村庄中建立很多工作中心，去协助当地人的工作。我们为学校提供了很多物资，我觉得让孩子们有地方玩耍，训练他们去处理一些社会问题的能力是相当重要的。我很欣慰地看到当地儿童的状况已经得到很大改善，我觉得大家都做得很好。我们现在又要开始新的项目，让灾区儿童重返校园，让他们的生活达到改善。”电话中，魏英瑛这样向CBN记者讲述了她的近况。算下来，这已经是她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的第3个年头，从来没有所谓的休息日。不过，她早已习惯了。

　　见过了世界上最悲伤的人和事

　　从缅甸仰光大学毕业后，魏英瑛奔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拿到了地球科学博士学位。接着她回到缅甸的母校做了多年的副教授工作。她经常到穷乡僻壤去做关于水源的实地考察和绘图工程，过着“连续数月背着沉重设备辗转于一个接一个村庄，一天可能要步行四五十公里”的生活。她当时可能并没有想到，将来会有一天，这种经历会变成她的一项特殊的“资历”。 　　

　　1988年，魏英瑛离开祖国，在慕尼黑大学进行了两年博士后研究，著有多篇学术论文。“那时候我开始思考自己想做什么，我最大的兴趣是了解真实的世界，能靠近人，靠近孩子。”这样想着，她试着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基础的工作做起，慢慢地越走越深入。

　　最初进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时，魏英瑛担任的是环境项目官员，与她所学习的专业科学有关。两年后，她被任命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东欧和独联体地区的项目官员，并在前南斯拉夫（波黑战争期间）、中亚地区各国（塔吉克斯坦战争期间）和阿尔巴尼亚工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1994年到1999年之间，她先后在阿比让、科特迪瓦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地区监测与评估专家，足迹遍布23个西非和中非国家。很快，她继续被派往中东和北非地区，在当地22个国家担任计划官员。

　　这些经历，对魏英瑛来说弥足珍贵。艰苦与危险自然不在话下，回忆起来，她倒是有一种庆幸之感。“一开始，我只是负责关注儿童的健康卫生、环境与用水等问题，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妇女与儿童的教育、权利、艾滋病项目、营养，甚至还包括打拐的问题。”在接受CBN采访时，魏英瑛说，“这些工作与我当初设想的有一定差距，我没想到自己会走那么远。身为一位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幸好我有很高的学历、优秀的语言能力，又曾有吃苦耐劳的经历，才让我最终实现了最初的心愿。”那许多年，她也是一名在计划、监测和评估方面的优秀讲师，在非洲、中东等地举办过多期培训班和研讨会。

　　非洲大地，曾是最让魏英瑛牵肠挂肚的世界。当年，她甚至把儿子也接到非洲来念高中，两人相互陪伴。她曾对媒体回忆那时的情况：“非洲的儿童问题令人担心，有些国家女孩的小学入学率只有10%。”相较之下，中东儿童受到的教育水平稍高一些，健康状况也好一些，但由于妇女多产，营养健康情况不容乐观。

　　2001年，魏英瑛继续奔赴新旅程，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印度尼西亚代表处担任高级官员一职。2004年12月26日，令人揪心的印度洋海啸发生了，三个月后，印尼的尼亚斯岛（Nias）又发生了严重的地震。

　　“海啸期间，我与许多国际合作伙伴一道为灾后的重建做了很多事情。”魏英瑛只对当年的经历简单一述。在尼亚斯岛视察灾情时，军方的救援队伍还在从废墟中处理尸体，空气中飘荡着死亡的味道，建筑倒塌，人们垂泪寻找失踪的家人朋友。那些天，她吃着自己背过去的饼干和水四处奔走，只希望能多帮到一些人。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魏英瑛和她的团队及时赶赴灾区，送去帐篷、被子、睡袋、维生素A胶囊、儿童营养补品、男女童装，甚至移动厕所、水净化片等物资，涵盖了灾区儿童各种细致、专门的需求，先为保证灾区儿童的身体健康提供帮助，下一步保证他们的营养状况良好，然后为他们提供社会心理咨询服务，帮助他们减轻、消除精神上的创伤，接着是协助当地政府部门对灾区儿童进行登记，并寻找他们离散家长的下落，从而确定孤儿的数量。当时她还是表示了乐观，曾对媒体表示：“这次四川地震后统计孤儿的工作应该比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后相应的工作进展快得多，因为当时很多人被大水冲得很远，幸存者重返家园要经过更远的路程，这延长了统计的时间。”和以往一样，她那”训练有素”的练达和冷静总能奇迹般给身边的人带来平静与信心。

　　她自己也发现，无论身处何境，她总是保持平和坚韧。“很奇怪，我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年，在30多个国家工作过，见过了世界上最悲伤的人和事，但我始终非常乐观，内心平静。”她说。

　　管理钱，筹集钱，做实事

　　魏英瑛的办公室设在北京，说是在北京办公，但她并没有多少时间能停留。她马不停蹄地赶往各个地区，灾情、艾滋病、妇女儿童被拐卖、碘盐……她关注着许多问题。“中国地大，一个小问题会覆盖很多人，这增加了工作的难度；经济发展快，贫富差距大，许多儿童问题都是区域之间各有不同，不同地方的人对问题的看法和观念也有很多差别。对我来说，在中国工作很有挑战性。”她说，“总的来说，贫穷是所有儿童问题的根源。”

　　儿童艾滋病问题是魏英瑛的工作重点之一。她想起在云南的所见所闻，有些感慨。“我在云南工作时认识一位身患艾滋病的青年，人们疏远他、歧视他，这都可以想象得到。但是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的爸爸不肯和我一起吃饭。’这句话让我非常心痛。在中国，儿童艾滋病问题遇到的最大困难，其实还是不正当歧视。人们对艾滋病还是所知甚少。”她继续说道，“包括一些号称要帮助艾滋病患者的人，他们会离得远远地喊口号，愿意承诺帮忙，但是他们对艾滋病患者的真正态度、想法，还是需要调整。”

　　说过一番自己的工作情况后，她竟不忘表示出深刻的“感恩”之心，仿佛是人家帮助了她，而不是她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关心孩子们：“我非常感谢自己的工作，让我能有机会在全世界游历，看到并经历到那么多生动的真实。也深深地为各国不同的文化、人文气息所触动。”显然，这份特殊的工作也改变了她的人生，给了她看世界的独特视角。“一定要保持乐观。”她强调说。

　　接着，她的神态从坚毅转为柔和，提起了自己的儿子。“他27岁了，在美国念完大学后就留在纽约工作。现在，不用操心他了，我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帮助中国儿童的工作上去了。”

　　儿子9岁前，魏英瑛一家人住在缅甸，她的工作虽然忙碌，但她觉得自己还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妈妈，不光可以为儿子做饭，也陪他画画、折纸、阅读英文书籍。对她来说，培育子女的时间质量比数量重要得多。后来，她出国留学，又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始终带着儿子在身边，一起走遍世界各地。实际上，儿子也在照顾妈妈。比如在非洲时，他们会驾车从一个国家赶往另一个国家，儿子在她身边帮他看地图找路，或者干脆不睡觉，与她说话，怕她开倦车而睡着发生危险。“我总是非常幸运。”她不时这样说着。

　　有“成功的母亲”身份作为前提，魏英瑛做起儿童工作来更显得有优势，对了解儿童的需求方面自有特殊作用。目前，魏英瑛的日常工作，她笑着总结是“管理钱，筹集钱，做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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