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可新 曾临

　　今年以来，中国在资源能源外交领域频频出击，先后与多个能源出口大国签订了实质性的能源合作合同，中国多年来想要推进的能源进口多元化取得了长足进展。

　　这种新的国际能源格局，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将带来怎样具体的转变？未来，中国的能源安全将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

　　11月7日，CBN记者专访了中国石油大学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震。

　　CBN：今年以来，中国在中东、远东、南美均有重要外交活动，从能源安全的角度看，这些活动对于改善中国能源安全效果如何？下一步的重点会在哪里？

　　王震：清洁能源要真正成为社会主导能源，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未来一二十年里，油气仍然是主导型能源。

　　今年以来，中国在这方面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一些成果，首先这基于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相对来说，中国的情况要好一些，在资金方面具有优势。

　　而像委内瑞拉这样的石油出口国家，因为资金短缺，给当地的福利政策造成很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他们谈判，很容易达成共识。再比如，以往，中国与中东之间的合作基本上是以贸易为主，并不存在两国政府层面之间的沟通，下一步，中国必须强调和巩固这种国家层面的联系。

　　其次，政府间的谈判也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今年中国几大石油公司在资源领域内有了很大突破，比如，中石油在伊拉克大油田取得突破，该油田未来产量能够达到年产一亿吨。（中国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目前年产4000万吨左右——编者注），在加拿大的重油砂项目也取得突破。

　　其他公司也在海外有所斩获，这些突破，不仅带来交易量的增加，还存在商业上的突破。对中国来说，现在存在着服务队伍相对过剩的情况，比如钻井等技术服务队伍是非常庞大的，而且具备相当成本优势，在全球具有竞争力，此外，中国的设备制造也很有优势。

　　随着经济的复苏，未来的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一方面国际上的大公司会更加关注资源投资，另外，产油国的要价也可能会更高，这些都增加了中国的难度。政府应该继续搭建平台，为商业谈判减少一些壁垒。当然，最终的可持续发展，仍然要建立在商业上可行的基础上，否则，政府搭了台，戏也演不下去。

　　CBN：如何看待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这个敏感的数据，目前它已经超过50%，有人预测它很快就将达到60%？它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到底有何意义？

　　王震：这主要取决于整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日本和韩国对外依存度均达到90%以上，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己不安全，而中国对外依存度一旦达到50%，大家就觉得不安全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融入国际比较晚，加上我们体量比较庞大，所以就会感到供给没有保障。

　　其实，这个数字虽然重要，但不用过分关注。我们不如更多关注国际间的能源合作，做好国内能源需求的管理与供给。

　　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是能源供给问题，即单纯从能源的来源问题来管理石油的供需关系，其实，在需求面，怎样把能源用好，这是我们现在更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提高单位能源价值，降低能耗，提高效率，减少排放。

　　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空间，我们正处于发展中，许多新技术新设备运用起来成本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高，不像发达国家，替代原有的设备，代价很高。

　　CBN：不管如何，中国已经有超过一半的石油是依靠外部的，谈到石油进口，国内有人认为，石油应该更多通过国际商贸“买”回来的而不是通过份额油“带”回来的，买油与份额油相比，就能源安全而言是否具有优势？

　　王震：实际上，“份额油”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石油公司在国外的油是否运回来，取决于其商业性。例如，中石油在非洲获得的石油，它不一定要千里迢迢运回来，它可能在欧洲市场出售赚钱，然后，中石油的贸易公司再在亚洲买油。

　　当然，也有公司会将油带回来，这主要是因为油品的质量较低，在国际市场上卖价比较低。因此，把开采的油运回国加工后再卖出去，这样会合算得多，但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少发生的。

　　对于石油公司而言，是买油回来，还是把油从开采地带回来，这完全是个商业问题，跟中国的能源安全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只有在买不到油的时候，比如说供应中断时才会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问题。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缺过油，只是花多少钱去买的问题。

　　CBN：虽然如此，但近年来，我们发现来自非洲的进口石油越来越多，非洲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最大的石油进口地？对于中国在非洲的能源布局，你是否有一些建议？

　　王震：目前来看，中国未来最大的石油进口地应该还是在中东，不管是从进口地理位置，还是从运输成本来看，非洲都不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中国还是希望石油的进口来源能够多元化一些。

　　现在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中国进口石油40%左右，虽然将来对中亚、俄罗斯等国的进口量会增大，但是整体而言，中东将会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地。这是由中东与中国之间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中东的资源比较丰富，将来的潜力也非常大。

　　非洲则会成为中国重要的石油进口地区。至于中国在非洲的能源布局的建议，我想还是主要集中在勘探领域，对这个领域的投资，生产出来的油也能为全世界作贡献。当然，我们应该是这样一种方式：投资赚钱，商业买油。

　　CBN：最近几年，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俄罗斯数次威胁将中断对欧洲供气，去年俄乌“斗气”的结果，使得欧洲国家十分狼狈。那么，天然气进口方面，中国是否也存在“阿喀琉斯之踵”？在保障天然气安全进口方面，中国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王震：天然气是比较清洁的低碳能源，将来中国将毫无疑问会增加这种能源的使用。不过，天然气的需求是需要人为开发的，没有人去推动，这个市场就起不来。

　　目前中国的天然气的使用比例低，并不是因为我们开发得少，而是此前政策对需求的引导不到位，至少过去并没有把天然气战略放在重要位置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为举办奥运会才正式大力发展天然气，将陕北的气田供应到北京。

　　现在，中国的天然气应用增长比较快，并且国内也在不断发现大气田，陕北气田、四川气田还有塔里木气田等的发现，为我国发展提供很大的潜力。

　　说到俄乌“斗气”，其实，即便是在冷战时期，前苏联也没有断过欧洲的气，出现“断气”，主要是独联体本身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

　　但回过头来看，中国被掐住“七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想，俄乌斗气对中国的教训是，天然气供应链不仅仅是源头上存在风险，供应链上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存在致命性的风险。但总体来讲，我们应该坚持多元化的形式，以分散风险。

　　CBN：事实上，在资源能源外交之外，我们是否还需要考虑一个新能源外交的可能性？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很大，但许多核心技术却并不掌握，如何运用合适的外交手段来获取这些知识产权，对此你是否有一些建议？

　　王震：个人认为，这方面的压力会更大。对此，中国还是要做好自己，通过体制改革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靠别国是靠不住的，别人可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但是不可能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自己没有更好的机制，那么只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

　　中国并不缺少人才，缺乏的是让这些聪明的人才来创新的机制。政府应该创造这样的环境，一种能够吸引人、留住人，能够通过创新让大家发财的环境。

　　CBN：总的来说，你认为保障中国资源能源安全最重要的是什么？最务实的解决路径在哪里？

　　王震：最重要的是，中国要有一个可持续的国家战略，给大家指明方向，这对于企业做决策很重要。此外，中国的战略要逐步从能源供给层面管理转向供需层面管理，两方面都要加强管理。

　　而核心问题是要在价格和税收体制上理顺，包括环境费用，比如说，将煤炭的环境费用这种隐形问题显性化。

　　总体来说，世界的能源供给从来不是问题，包括前些年所谓的“油荒”，“油荒”并不是因为全球没有油了，而是有资质的成品油企业因为缺乏商业激励，没有更好地参与到市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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