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

　　

　　“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在接受CBN记者关于“未来长期中国应该有怎样的对外战略”的专访时，郑永年教授开门见山。

　　郑永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在他看来，中国地缘政治的核心在于周边和东亚战略，这应该置于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之上。

　　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的甲子之年，中国这个快速成长的经济体迎来了重大转折——整体GDP规模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位，危机之下，中国的全球地位和影响力也明显上升。

　　展望未来新甲子，第二经济大国的新位置将给中国带来什么，中国需要怎样研判大势并摆布新的外交棋局？

　　在郑永年看来，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将是未来中国的根本目标，而中国的战略重点应当在亚洲——亚洲是中国的大后院，中国的和平崛起应当首先在亚洲。

　　地缘政治战略助推大国崛起

　　CBN：一个大国正在崛起——人们喜欢用这样的进行时语句来描述中国的发展。如果将一个大国崛起的根本战略分为内、外的话，内部战略暂且不谈，你认为中国的外部战略应该如何把握？

　　郑永年：是的，战略分内外，首先是内，其次是外。而在外部战略上，以地缘政治为基，是大国崛起的最基本方略。

　　CBN：国内很少用“地缘政治”这个词。有人认为这个词带有一定的贬义，或者说阴谋色彩。另外，过去大国的崛起，都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吗？

　　郑永年：“地缘政治”是一个中性词，并没有褒义或贬义。但从地缘政治实施的结果看，有坏的地缘政治，比如德国、日本的对外侵略，就是基于一种坏的地缘政治。我们无须讳言“地缘政治”，这个词在国际上非常通用。

　　我觉得有必要系统地梳理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与地缘政治战略的关系。比如，美国在一战后参与欧洲事务，在二战后参与全球事务。在这之前，美国的地缘政治是孤立主义，专心经营美洲新大陆。

　　而冷战结束之后，又形成了一霸多极的国际格局，美国将整个全球都作为了它的地缘政治。

　　实际上，在参与欧洲和全球战略之前，以“门罗主义”为代表，美国在整个美洲地区成功经营了自己的地缘政治。这是一种美国主导的、有等级秩序的地缘政治，学界和政策界曾提出过著名的“依附性发展”理论来解释拉美的发展，这个“依附”就是依附美国。而自美国提出“门罗主义”至今，整个美洲地区的外交格局基本没有改变——不管拉美内部发出过怎样的反美声音。

　　如果观察欧洲，那么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平衡外交战略就更能体现出大国地缘政治的概念。对当年的英国来说，最大的地缘政治就是避免一个强大的欧陆强国的出现，为此英国可以和纠结多年的法国一起对付德国，也可以和意识形态不同的苏联结盟来对付德国。

　　事件都是表象，背后最深刻的是地缘政治考量。

　　CBN：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崛起之后，都会寻求进行地缘上的思考，在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建立起战略优势。

　　郑永年：是的，所有以前的大国——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实现的崛起，都是由地缘经济的优势转变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优势的结果。

　　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但经济优势还没有能够转化为战略优势。往这个方向转化，应该是中国未来长期的、基于地缘思考的战略目标。

　　当前美日的地缘政治战略

　　CBN：以上是过去的了，当下来看，什么是美国的地缘政治？

　　郑永年：首先看美国的周边，美国北边是加拿大，南边是墨西哥，结构非常简单，而且无论加拿大还是墨西哥，都需要依赖美国来发展。三国还形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甚至在探讨更进一步的一体化。

　　作为当前的全球霸权国家，美国的地缘政治也有战略重点的转移，比如从大西洋盆地转移到太平洋盆地。在东亚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当前的地缘政治观点很明显，就是不支持东亚一体化，无论这个一体化是日本主导还是中国主导。

　　在这个思路下，美国既不支持亚洲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也不支持亚洲统一货币亚元的推进。在贸易问题上，还通过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等双边机制，来阻扰东亚地区的整合。

　　CBN：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怎么看日本的地缘政治？

　　郑永年：明治维新、内部发展完成之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即是基于其地缘政治的思考，这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1927年日本的《田中奏折》则清晰地展现了日本发动二战的基本方略。这都建立在日本理解的自身地缘政治的基础上。

　　冷战开始后，日本以经济为中心。现在，日本也有清晰的地缘政治思路，比如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台后，提出了两个看似矛盾的战略，一是继续加强美日同盟，二是推进并主导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它们看似矛盾，但地缘政治的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既用美日同盟来牵制中国，又想通过东亚共同体来获得地区经贸的好处。

　　要知道，今年中国GDP规模超过日本，在日本引起的讨论，要比在中国大得多。

　　中国需要地缘政治战略

　　CBN：中国需要有地缘政治意识和地缘战略吗？

　　郑永年：看不到自己的地缘政治环境，就不能清晰国家利益的根本方向，就不能据此制定国家的长远规划，很多行为就会流于短期和眼前利益。

　　中国肯定需要作地缘政治考量。不是说要等到中国崛起之后才需要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是可以分不同阶段的。

　　地缘战略是国家的长远方略。短期、眼前利益是可以追求的，但要放到国家长远利益的框架中。有时候为了长期利益，要牺牲短期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中国的地缘政治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不去思考、不去回答，或者回答得不好，那就什么都做不好，会没有方向感。

　　CBN：根据你对中国、东亚的研究和跟踪，中国目前的地缘政治思考是怎样的？

　　郑永年：客观地说，我认为中国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正式的思考，从对外政策的表现看，也体现不出中国的地缘政治观念。在学术界，中国也没有地缘政治流派。

　　这其中有历史原因，早在秦朝，中国就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自此之后地缘政治的思考就退化了。实际上在秦统一全国之前，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产生了大批地缘政治战略家。大家熟悉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都是清晰的地缘战略。

　　亚洲外交应为中国地缘政治核心

　　CBN：怎么理解中国的地缘政治？

　　郑永年：首先要明确，地缘政治是一个区域概念，中国还没有到全球战略的时候，或者说，要有全球战略，首先要有扎实的区域地缘战略。

　　从当前看，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比较严峻。在大国当中，中国是唯一被核武器包围的国家。包围我们的还有赌场、毒品、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很多人对核包围不以为然，但不管怎么说，这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另外，中国周边的很多问题现在都是全球热点——东北亚的朝核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南亚的中印边界问题、印巴争端、缅甸政局，西亚和中亚的伊朗核问题、阿富汗战争、恐怖主义问题等。另外，中国自身的西藏、新疆问题也越来越被“国际化”。

　　中国的发展、崛起、复兴，需要作地缘政治的思考，然后分析形势、制定对策。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中国的战略重点应当在亚洲。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是中国的大后院。中国的崛起应当首先在亚洲。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在世界事务上扮演一个大国应当扮演的角色，那么首先不仅要成为亚洲大国，还要有实实在在的能力来参与处理亚洲问题。

　　基于此，中国的地缘政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战略，核心就应当是周边外交、东亚外交、亚洲外交，把战略的重点放到亚洲。其次才是大国外交，比如中美关系。

　　CBN：就是说，周边和东亚战略，应该置于中美关系之上？

　　郑永年：是的，这才应该是中国的战略重点排序。要将周边和东亚战略上升为第一位，其次是大国外交，也就是中美关系，居于第二位。要明确第一优先于第二。这是最重要的。和美国的关系很重要，但在和美国打交道时，必须基于中国是亚洲国家这样一个事实。

　　CBN：请你细化一下，中国的周边和东亚地缘战略应该是什么？

　　郑永年：比如在东北亚，朝鲜半岛无核化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也应该是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其次是要思考应对美、日、澳军事同盟这种事实上的“亚洲小北约”。另外，南海和东盟地域是整个中国东亚战略的核心。中国要在南海开发中承担责任。

　　而中国东亚地缘战略的目标，是将中国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主导东亚整合。

　　而中国在有些地区更多的是有经济利益，比如中欧关系上，贸易和经济联系是主角，并没有很强的地缘战略关系。

　　如果认为与欧洲之间更多的是经济关系，亚洲国家之间更多的是战略关系，那么在危机之下，中国可以不需将很多资金用于与欧洲的采购外交，而应用在区域发展上。

　　多边机制不能取代双边关系

　　CBN：很多人形容东亚合作为“开放的区域主义”——在具体政策上，比如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是开放的，甚至外延上也是开放的，“10+3”之外有“10+6”的概念，甚至美国、澳大利亚也要加入东亚共同体或亚太共同体。

　　郑永年：“区域”的含义就是“内部”、“内外有别”，与“开放”的含义是相对的。而以“开放的区域主义”来建设东亚，这与以前的区域主义不一样。比如，美国的区域主义是对拉美地区的“门罗主义”，是美国主导、别国“莫插手”的。欧洲的整合则强调内部的协调整合，但对外是排他的，甚至有时候是保护主义。

　　CBN：在东亚战略中，东盟应该处于重要的核心位置，中国与东盟建立了良好的对话机制，并且在“10+3”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中都建立了良好的对话关系。你认为中国应该怎么继续推动这种对话？

　　郑永年：即使东盟这个框架下，中国不能将与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完全置于多边机制之下。多边主义不能取代双边主义。多边机制是一个大的聚会，双边机制才是更坚实的基础。

　　CBN：你是说，中国与东盟的各成员国应该更好地发展双边关系？

　　郑永年：是的。比如对于东亚，美国在多边框架下是APEC的重要主角，还想加入东亚共同体。但美国在亚洲做得更坚实的是多个双边外交，比如美日、美韩、美澳，这都是最紧密的同盟关系。另外，美国与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都有较坚实的双边外交机制。这些双边机制是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其效果是多边机制不能达到的。

　　CBN：发展双边外交之外，你认为中国还应怎样推动东亚战略？

　　郑永年：首先要再次强调双边外交的重要性，要着力开展双边外交，包括领袖外交。另外，中国目前最好的人才、最大的资源用在了中美关系研究上，但中国在亚洲会面临很多挑战，而中国真正的亚洲问题专家都找不到几个。比如有中国机构要研究韩国问题，还需要韩国的资助。又比如，中国有几个人去研究缅甸？

　　在目前这种格局下，大国之间出现严重危机的机会很少，中国若面临外交危机，将主要来自小国。而预防和应对这种外交危机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建设研究机构来研究小国。目前，中国的小国外交大多依靠外交官。但外交官和学者不一样，外交官有任期，还会调动，学者的研究则是更基础、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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