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晋晖 曾临

　　当标准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将在中国逝去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又对延续人口红利、如何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进行了系统研究。

　　11月10日，北京大雪之后的下午，蔡昉就此问题接受了CBN记者专访。

　　制度改革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前提

　　CBN：有人说“未富先老”正在成为我们的一个噩梦。你如何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的问题？

　　蔡昉：正在消失的人口红利可以看作中国的第一次人口红利。我一直强调，人口红利是人口结构转变的结果，但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条件才可能获得。

　　我们过去用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实际上，人口抚养比从上世纪６０年代中就开始下降。但由于当时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获得人口红利的制度环境。直到改革开放，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外向型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人口红利才在中国经济增长、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实现，

　　2013年是一个转折点，也就是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以后可能就不能直接从人口抚养比中获得好的人口结构了。但人口结构同时还发生一些其他变化，有机会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二次人口红利同样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政策改革和制度调整，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制度调整、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调整、注重人力资本的培养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等。

　　CBN：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社会对于人口政策的讨论也非常热烈，你认为已经执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生育制度是否应该改革？

　　蔡昉：计划生育政策其实已经在调整，现在很多地方实施的“双独”政策，有一些地区还在探讨“单独”政策，即结婚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也可以要两个孩子。类似这样的政策调整今后将会有很多。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从中长期考虑这一人口政策也会调整。但是什么时候调整、怎么调整，我也不知道，但肯定要等大家都弄明白了，才是最有把握的时候。

　　从长期来看，放宽人口政策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但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人口突然波动对社会生产安排、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安排，都会造成很多不可预测的状况。

　　劳动力成本肯定要提高

　　CBN：你在四五年前提出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正在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这个论断一直遭受质疑，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大规模农民工失业之后。现在危机已经过去一年了，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怎么看待当前的劳动力供给情况？

　　蔡昉：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也只是受到短暂的出口减少的冲击、有过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的现象，但是调整很快、这些农民工很快就就业了。现在，“民工荒”的呼声大过农民工就业难的呼声。这也证明我们过去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估计是对的。

　　CBN：面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你认为就业政策应该作出那些调整？

　　蔡昉：过去的政策是着眼于就业扩大，在一段时间内，市场竞争，农民工工资很长时间没有很大提高。但我认为这并非是消极做法，恰恰是因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得雇主在发展过程中愿意扩大劳动力雇用。那段时间工资虽然没有涨，但就业规模扩大，使中国的普通劳动者、普通家庭，特别是农民家庭更多获得了打工收入。

　　“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之后，劳动力成本肯定要提高，因为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最近这两年，农民工工资增长非常快，即使是在2008年，我们做过一些数据分析，发现农民工工资实际增长接近20%，也就意味着未来工资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CBN：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过程是否能够依靠市场自我调节来完成，需不需要政府介入？

　　蔡昉：当然需要。很多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在这个阶段，政府需要用劳动力市场规制、政府立法、建立三方（劳动方、出资方、政府）协商机制等，使劳动力市场更加规范。

　　突破户籍制度的改革悖论

　　CBN：完善劳动力市场方面，哪个领域是最难但又必须进行改革的？

　　蔡昉：户籍制度。这次金融危机的启示就是，劳动力市场分割是造成农民工大量返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同一个时期，东莞有一大批人失去了工作，而距它不远的泉州却还存在“民工荒”，这说明劳动力市场匹配程度不够充分，即劳动力需求方是在沿海外向型经济区域，而劳动力供给是在内地、中西部，在农村。

　　地理上的分割实际上是制度性分割，归根结底就是户籍制度。尽管人可以找到工作、住在城里，但是不可能拥有永久的居住预期。农民工一丢了工作就急着回去，而缺工的信息又很难传递到农村。

　　我们过去考虑户籍制度就是给不给户口问题，有些地区尝试了户籍制度改革，但是改革不太成功，如果给了一纸户口，但没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没有均等待遇，也没有意义。

　　户籍制度改革陷入了改革悖论：越是要提供均等的社会福利，越难以进行改革；但是如果不进行改革，城乡统筹就做不到，户籍制度最终也改不了。

　　因此，应该沿着均等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思路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要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内容从户籍制度中拨离。虽然看上去是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但实际上撇开户籍，让城乡社会保障，包括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城市居民趋同起来。

　　CBN：你的意思是，要把户籍制度架空，社会福利都均等化之后，人们就不会再在意是否有户口了。如果这样，政策方面需要进行哪些调整呢？

　　蔡昉：对。政府的思路也是对的，建立新农保、把农民工也纳入社会保障等。下一步需要完善这些制度，扩大覆盖面，实现可携带性、可转移性。如果连省级统筹都做不到，在一个省内一换地方就得退保，就无法积累十五年。现在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可以不规定下限，只要加入就能享受，只是享受的标准不一样。

　　这是一种曲线改革的方式。如果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要不要发放那张户口纸上，改革悖论是打不破的。

　　建立积累型养老保险制度

　　CBN：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是什么？你觉得当前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应该进行哪些改革？

　　蔡昉：人口红利是从人口抚养比的角度说的，在这个阶段有低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以及高储蓄率。但人口老龄化之后，就会变为消费多而积累少，储蓄率下降。

　　我们发现，虽然人口老龄化之后储蓄率会下降，但如果有一个好的养老保险制度鼓励人们储蓄，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储蓄也能保证一定的高储蓄率。

　　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93%都是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只做实了7%，这并不是理想的制度。

　　我过去一直主张积累型养老保险制度，但最近有一些新的变化。世界银行提出建立“名义账户”，把养老金和国家的经济增长而非资本市场联系起来，从而规避资本市场短期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这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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