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青年的精神现实是我最关心的，他们在复制美国青年曾经走的路，这样做的结果会丢失东方特有的价值，比如‘仁爱’思想，比如对自己的诚实”

　　苏娅

　　

　　11月，畅销书作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公共管理中心顾问斯宾塞·约翰逊（Spencer Johnson）携新书《峰与谷》造访北京，这是继《谁动了我的奶酪？》 （下称《奶酪》）、《一分钟经理人》等著作之后，约翰逊又一本关于人的内心修炼、人与社会关系的力作。

　　11月12日，约翰逊探访坐落于北京南城的著名禅宗寺院——法源寺。下午4时，恰逢院内僧侣的晚课时间，日暮时分，古刹上空诵经声回荡，好奇心使然，约翰逊悄然无声地加入僧侣的诵唱，虔心静祷。这位来自西方的学者表现出对东方文化精神寻求的巨大热情，近半年来游历东南亚诸国，辗转来到中国，试图透过对于东方文化的修习，突破自身来自西方文化教育的思维定势。“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万千事物的变化之中，生而为人所应当探求的真理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贯穿从《奶酪》到《峰与谷》的写作。

　　接受CBN记者专访时，约翰逊坦承东方文化对于他人生的影响——不仅涉及人生观、思维方式，同时渗透他写作所习惯的“寓言体”方法。约翰逊如是省察自己的经历：“按照西方人的观念，我们必须去制造事件，控制它们，用征服的方式建立自身价值。当我年轻的时候接触到中国的传统书籍，发现我们还可以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生，可以与它们共处，又在它之外。”如此，约翰逊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之间思考和写作，然后弃舟弃履，把西方的生存智慧与东方的处世哲学融会贯通，写作了《奶酪》、《一分钟经理人》、《峰与谷》等思想读本。

　　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生

　　CBN：第一次到中国，中国的哪些事物让你印象深刻？

　　约翰逊：第一和第二个印象很是糟糕，一个是空气污染，一个是交通问题。飞机降落的时候，我看到空气条件那么坏，在惊叹中国的发展的同时，又担心这个国家发展会将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接下来是交通问题。站在长安街上我看到了我朋友的《中国大趋势》里关于中国变化的现实图景，让人惊叹。

　　接下来的几天，我接触到一些中国人，为他们的热情和专注所感染。我在一个中学做讲座，结束的时候，一个小女孩递给我一张纸条，纸条上的话让我吃惊，她问我——“你认为幸福是暂时的吗？它是一个寻求的过程，还是一个终点？”这样一个需要长时间思考才能问出的问题出自一个小女孩之口，让我感到这是一群觉醒的人，他们的专注和热情让中国在短短时间内发生了惊人变化，越跟他们接近，就越让我忽视前面那两个糟糕的印象。

　　CBN：刚才在法源寺，我看到你跪在蒲团上，跟随庙里的师父诵经。在这样一个行为中，你在寻求什么？

　　约翰逊：我想感受他们的感受。

　　CBN：感受到什么了？

　　约翰逊：诵经声让我感到某种平静，我知道他们的灵魂被洗礼过了。

　　CBN：你似乎对东方文化兴趣很深，因为我从你的书中读到很多跟中国的“道家”、“儒家”和东方佛教文化相通的信息，你甚至直接引用宋词。

　　约翰逊：我的朋友告诉我，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你们的家都很富有诗意，包括你们的言行，这些都吸引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讲中国的故事，也读一些“道家”、“儒家”和佛教的书籍，我知道它们之间有非常大的不同，但我也找一些相通之处。中国人说话和思考的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这样的方式让我感到平静。

　　年轻的时候，按照西方人的观点，我们应该去制造更多的事情，征服它，掌控它，在这个过程中，我常常感到无力，40岁之前，我并不成功，我也在竭尽全力地做事，在挪威的生活经历是我人生的低谷，非常穷，不符合父母的期望，我于是开始自问：人生之中，什么是真实的？是成功吗？可是我看到很多成功者的故事并不平静，并不幸福。就像哈姆雷特陷入他的自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未必要去征服什么、制造什么，还可以让事情顺其自然的发生，与这些事情共存，又处于它之外。这是东方智慧给我的启发，在这之中，我的那些自问虽然依然无解，却并不让我恐惧，而是很平静地面对这种真实，但是以西方人的观点看，无解就会带来恐惧。但我们可以和神秘的处境共处。

　　CBN：在寻求的过程中，发现的最大真相是什么？

　　约翰逊：东方佛教认为，这是一个造作的世界，而非真实的世界。这是我喜欢佛教的地方。一切都转瞬即逝，有起有落，如果不知道这个真相，面对变化就会陷入一种恐惧。

　　中国人讲“万法皆由心生”，如果认识到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我生病了，我会想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个状态呢？但人的情感和内心让我们变得非常复杂，情感决定着我们生活的状态，有时我们对于生活有太多预设，我们幻想生活得简单一些，但又抱有各式各样的预设，是非常矛盾的。

　　追逐和竞争只是一场游戏

　　CBN：《奶酪》目前的全球销量是2600万册，让思想畅销是很困难的事，并且还要跨越不同的文化背景，你是怎么做到的？

　　约翰逊：这里面有我自身对于人生的困惑，我经历人生的起落，并于其中寻求解答。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自然地想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又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之中是否有相通的地方，一些最基本的价值、亘古不变的东西。

　　但是当医生的经历又告诉我一个道理，在医学院时期我发现大部分人根本不愿意遵从别人的意见，所以我不想说教，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想我思考和写作的内容很多人都思考过、写过，但我写得比较短小，不会花很多时间就能看的书，并且我始终对于人、人的处境有所关注。面向自身，把眼光从面向外界的征服中收回来，发现反而比以前做得成功。

　　CBN：曾经为西方人所推崇的“征服”、“掌控”和“成功”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观正在成为中国的现实，我们被一种对于成功的向往绑架了，地位和名望成为衡量生活意义的指标，你对于这样一种状态中的中国青年有何寄语？

　　约翰逊：对于中国青年的精神现实是我最关心的，他们在复制美国青年曾经走的路，这样做的结果会丢失东方特有的价值，比如“仁爱”思想，比如对自己的诚实。

　　的确，追逐和竞争总是让人感到刺激，这中间有快感，因为它只是一场游戏，游戏的特征就是带来快感，但同时也会很快厌倦。我们需要寻求在变化之中，一些始终没有改变的生活，来支撑厌倦之后的更长的生活。

　　在越南我拜访了一位90岁的智者，他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尊平衡感极好的手的雕塑，而我在他身上感受到的最大特质就是平衡，物质世界与精神、个人与环境、社会与人生的平衡关系，这个挑战对于中国很大，也很重要。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这种平衡，更多地关注人，就有可能发展出对人类文明有推动作用的社会范型。

　　CBN：如何评价中国的价值重建？

　　约翰逊：前面谈到，如果中国社会能够很好地平衡发展与恒定价值的关系，更大程度地关注人，而中国人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生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就有可能在未来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有所贡献。我想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25年前的美国，政党和政治派别还没有今天这么明显、竞争还不那么强烈，但是现在他们在此消彼长的斗争中消耗了能量，我们的发展变得缓慢，社会丧失了一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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