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鹏

　　

　　20年前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打破了势力范围对经济活动的人为限制，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迅速拓展到了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不可遏制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人类社会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始终存在着的，工业化国家对海外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投资场所的普遍性需求，与这些要素被少数强国或国家集团垄断、控制的矛盾迅速退居次要地位，运用军事暴力去争得或保护海外经济发展空间的需求也历史性地消失了。但它也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基本矛盾。

　　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以他战略家的独特视野创造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两极体制解体以来的近20年间，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这三个世界。

　　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凭借着强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主导世界经济及其与之相关的政治规则的制定，居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顶层，获得了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达国家则凭借着冷战时期与美国结下的患难之交，参与世界经济及其与之相关的政治规则的制定，居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中间层，获得较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底层，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规则方面虽也开始有了一些发言权，但总体上仍居于被动接受现有规则的地位，能够发展，却严重受制于人。

　　这种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和新秩序，使世界出现了四组基本矛盾，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为争取有利发展地位而引发矛盾；发达国家争夺世界经济和政治规则制定主导权而引发矛盾；以及部分族群因极端贫困化而走上恐怖主义道路与整个世界要求和平发展的矛盾。

　　一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将这组矛盾置于当今世界诸矛盾之首，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矛盾具有最大的普遍性，还在于它是影响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必须承认，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除极少数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以及已经并入欧盟的原东欧国家相对受益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新秩序中的境遇甚至还不如从前。在两极体制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还有可能利用苏美矛盾，从东方或西方集团那里获得一定的经济、技术援助，使本国经济得到发展，从而闯进工业化国家的大门，而新的世界秩序连这种机会都没给他们留下。实行全球化经济还不到20年，许多在上一时代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不进反退，已逐步沦落为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埋单国，发达国家商品的最终消费国，世界资源和原料的廉价供应国，初级产品的生产制造国，淘汰技术的承受国，以及各种各样经济波动、危机的最终受害国，债务日积月累，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日渐恶化，灾害饥荒频频，被牢牢钉在了世界经济运行的最底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维护现有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就是在维护自身根本利益，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化恰恰迫切需要打破这种秩序。两大经济发展层面的根本利益在现有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这个点交汇，并时时发生着激烈的冲撞，处理不好，其结果就可能是战争。由此看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四场局部战争均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绝非偶然了。

　　二

　　发展中国家为争取有利发展地位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矛盾。

　　经济全球化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从表面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愿意遵守由美国主导制定的世界经济与政治规则，即可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就能顺利地使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然而，近2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事情远非那样简单。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市场这只无形的上帝之手，根据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拥有资源、地缘优势等条件，强行派定了他们在世界经济这台大戏中的角色，在某一特定角色的轨道上发展是有可能的，而要想更换自己的角色，将遇到来自发达国家刻意制造和世界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重重阻碍，想冲破这些阻碍，就要冲破现有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实现起来谈何容易。不仅如此，即便是在特定角色的轨道上发展，也将遇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竞争中的发展中国家犹如城市里的公车一族，车何时来，在哪儿停，何时到站等问题，主动权都掌握在别人手里，为了不被落下，争先挤车的发展中国家你推我搡，在所难免。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全球化经济，是在昨天的两极体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上一时代工业化强国的殖民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留下了大量的利益矛盾，民族仇恨、领土争端、权益纠纷、宗教冲突等，不一而足。这些矛盾不但不会因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在一夜之间消弭于无形，而且将与争取有利发展地位的矛盾纠结在一起，稍加不慎，就会引发穷国之间的战争。

　　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将近20时间里，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间的战争或军事冲突，呈明显减少的趋势，其最根本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有利的发展地位不是通过战争所能够获得的。这恐怕是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人类对战争认识的最突出变化之一；其二，发展中国家间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利益矛盾，也不是简单通过战争就能解决的，即使取得了局部战争的胜利，会大大提升国家的民心士气，甚至可能使国力得到很大提升，但仍然不足以改变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三

　　发达国家争夺世界经济和政治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另一重要矛盾。

　　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与从世界经济中的获利是成正比的，这就是全球化经济的基本特点。霸权主义这个词是上世纪70年代人们根据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创造出来的，用以描述超级大国对外政策的本质特点。两极体制解体后，世界霸权是以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规则制定主导权的争夺为基本特征的。由于谁掌握了世界经济与政治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谁就能获得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因而，发达国家间为争夺世界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而产生矛盾是必然的。只要美国一手把持规则制定主导权的企图一天得不到改变，这种矛盾就一天不会消失，围绕规则制定主导权的斗争将在发达国家间长期持续下去。

　　不过，这种矛盾斗争最终导致发达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却非常小。全部的原因在于，全球化造成的经济融合已使强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达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他们之间如发生战争，不但不可能有胜利者，而且必然伤及所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围绕规则制定主导权的斗争将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战争方式表现出来：其一，在对手的核心利益区及其附近发动一场针对第三国的战争，如美国出兵南联盟和伊拉克那般，影响或破坏对手的经济运行环境，以武力去维护损人利己的经济与政治规则。其二，在对手的核心利益区及其附近挑起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表面上看，战争要解决的是交战国双方的利益矛盾，实质上要挑战的是超级大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四

　　部分族群因极端贫困化而走上恐怖主义道路与整个世界要求和平发展的矛盾，是当今世界重要矛盾。“9·11”事件后，受害者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高举起反恐战争的大旗，于世纪之交先战阿富汗，再战伊拉克。可是国际恐怖主义却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反而像春雨之后山间长出的蘑菇，五颜六色、奇形怪状，一茬接一茬、一拨接一拨地蔓延到了世界各地。

　　现代恐怖主义主要是由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等极端组织发起的，但把现代恐怖主义泛滥完全归罪于极端主义势力的存在又是不科学的。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使得工业化国家取得发展的同时，使更多发展中国家日趋贫困化。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弱国，连工业化的门都还没摸到，就被两极体制解体的巨大漩涡裹进了专为工业化国家准备的全球化经济新世界，这个世界中诸般皆有，唯独没给非工业化国家准备向前发展的条件和机会。拥有天然资源的发展中弱国或许好些，可以通过向世界提供原料、能源和旅游资源来维持生计。连天然资源都极度匮乏的发展中弱国，则除了接受联合国每年例行的救助外，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朝着极端贫困化的方向走去。这些极端贫困化的族群被各种极端主义势力所利用，铤而走险步入恐怖主义的死胡同，是符合逻辑的结局。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与政治规则，才是造成现代恐怖主义泛滥的真正元凶。恐怖主义是对现行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的一种反抗，虽然这种反抗绝对是非理性的，使许多无辜者遭难，与要求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理应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一致谴责，但同样甚至更应受到谴责的，还有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与政治规则。

　　在可以预见的二三十年或更长时间内，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势国家的客观事实，美国企图称霸世界的主观目标，都不大可能发生根本改变。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犹如两场噩梦，标志着美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或者“一场半战争”的理论与计划的破产，也表明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全球控制力的显著下降，多极化趋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广大发展中国家求和平求发展的意愿也将不可阻挡。

　　去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迅速扩散的经济危机，使得现行不合理的政治、经济规则更为世人所唾弃。而新的规则的产生与形成过程，必将伴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的激烈动荡和深刻演变。在这场变革中，中国将如何应对？如何在其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向全世界郑重承诺：“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中国政府所确定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构想，将成为我们应对重大变革并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国际体系的思维方式和战略策略。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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