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华伟

　　谈到“中国式管理”，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只有中国式管理才符合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个性特点，是先进的、独特的，西方管理理论与实践是无法在中国这片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式管理实际上是对现代科学管理的否定，是把中国传统的权谋文化与帮派主义加以放大和传承，是不应该大力提倡的。

　　我们先不说孰对孰错，先来看看究竟什么是“中国式管理”。

　　所谓“中国式管理”，是相对于美国式管理和日本式管理而言的。一般来说，“美国式管理”尊重个体意识，非常强调制度化和创新力，所以美国有纳斯达克，能够产生微软、HP这样极富创新力的企业。日本式管理非常强调群体意识，日本人有个特点，害怕被群体孤立，所以日本人忠诚度、敬业度、团队意识非常高，这就保证了日本企业虽然创新力不足但精益生产能力非常强，因此，日本的电子、汽车等现代制造业水平可以领先全球。

　　如果说“美国式管理”讲创新，“日本式管理”讲忠义，在我看来，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中国式管理”，则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中庸之道”，一个是“情理法”。

　　首先，“中国式管理”讲中庸、讲和谐。在《论语》中，孔子把在“中庸”看成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是儒家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其含义大致有三：执中守正、折中致和、时中行权。所谓“中庸”，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折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并且随时以处中，因时制宜，与时俱进。“中庸”是有其积极一面的，那就是做事情不能太走极端，要坚持原则，处事公道，但又要能够通权达变、随机应变。但是，由于儒家思想被封建皇权所利用，“中庸之道”逐渐变成了一种封建统治思想，南宋理学家们朱熹等人认为“灭人欲，存天理”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并加以发扬，这压抑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直到“五四运动”才开始打破这个思想的囚笼。孔子所倡导的“中庸之道”还是比较积极的，具有现实意义，这个“中庸之道”的精髓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去深刻领悟其中的奥妙。

　　虽然“中庸之道”已经被误解为“不讲原则、一团和气”的代名词，但中国人骨子里的“中庸”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表现为讲和谐、讲人际、讲变通，这个很难改变。作为企业高层管理者，要发挥其好的积极的一面。

　　其次，“中国式管理”讲情理法，所谓“先动之以情、再晓之以理、最后绳之以法”。中国人说“天理”，就是把“天”等同于“理”，是最高的准则，甚至超越了“法”。制度规定不能做，但中国人只要认为不合理，就有违反制度的理由，而且会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能做”。所以在中国，为什么法律、制度的执行力度不够，跟中国人的法制观念淡薄的传统文化意识是有关系的。西方人是在制度制定之前，吵得热火朝天，但只要制度一定下来，马上没声音了，认真照办。中国人是在制度制定之前，征求大家意见时，往往是一团和气没意见，但制度出来了，就是不遵守，他会说“制度不合理”或者“这个我不知道”。所以在中国企业，虽然制度很重要，但如果定得不合理，不是广泛被大家认可的、接受的，那么制度的执行就会大打折扣。另外，如果人讲感情，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中国人常说“士为知己者死”、“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国人是有忠义精神的，只是很多领导者的方法和技巧不够，好的领导要懂得如何通过关心下属工作与生活，去增强与下属的感情。

　　可以说，“中国式管理”是在考虑中国文化特点的基础上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但是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中国式管理”两个方面的问题外，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是由于中国文化比较讲和谐、重感情、重集体，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中国人的创新意识不足，因为创新需要打破旧有的规则和模式，是一种“反叛”，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是违背的；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人的契约意识和法律意识不强，这会导致中国企业的执行力不强，内部扯皮现象比较多。

　　“中国式管理”要进行自我超越，在坚决摒弃那些不良文化影响的同时，也要融入现代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念，比如“创新精神、团队合作、竞争意识、危机意识”等。中国诸多优秀的企业，如海尔、华为、联想，都是在一位卓越企业家的带领下，融合东西方文化精神，开创了富有本企业特色的独特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若想在未来获得可持续的成功，就要不断地融入先进的文化要素，改良“中国式管理”，如此，也能够使得中国式管理的生命力越来越强。（作者为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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