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要学会适应新的金融活动

　　谢少萍

　　

　　一年多来，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颠覆了中西方银行业的竞争格局，一枝独秀的中国银行业分外耀眼。危机证明，100%市场驱动并不总是那么美好，而在金融衍生品这个“看上去很美”的金融工具面前过度贪婪，更使欧美金融机构泥潭深陷。

　　中国的严格监管使银行体系幸免于难，但未来，中国的银行系统也将出现更复杂的金融工具和更加国际化的组织架构。如何“适应这些新的金融活动”？如何在监管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中国银行业及银行监管未来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美国，他曾经作为美国财政部唯一代表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共事，也曾令三家深陷困境的银行起死回生，他以他的传奇经历被视为政界和商界的两栖明星；而在中国，他令一家原本在全国商业银行中排名倒数第一、背负着高达144亿元不良贷款的商业银行，在短短四年时间里，获得10倍以上的盈利增长，他被视为“不良银行的拯救者”。

　　他就是法兰克·纽曼（Frank N. Newman)，深圳发展银行（下称“深发展”）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把钱用在熟知领域

　　在与深发展人士交流时，CBN记者总能听到内部对董事长纽曼“稳健”作风的评价，甚至有人“抱怨”这个久居美国银行界的美国人怎么能如此“保守”。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曾经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很美，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它们。比如，一些金融衍生品是为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房产而专门设计的，你远在千里之外，怎么可能知道其中的奥妙？”纽曼的意思是，银行不应该做不熟悉的业务，这可能正是他当年拯救美国信孚银行于“金融衍生品合同”丑闻后的切身体验。

　　可以佐证的是，在2005年纽曼刚到深发展的时候，深发展就清理了此前所购买的美国次级债券等风险不太确定的投资。而在金融风暴前，华尔街有许多公司极力动员深发展购买金融衍生品，都被纽曼拒绝了。

　　纽曼并非有预见次贷危机的能力，而是他一直对“把钱用在熟知领域”的坚持使深发展躲开了金融风暴的波及。也正因此，在近两年中国银行业纷纷涉足综合金融的情况下，深发展却始终将精力放在其擅长的贸易融资与个人按揭业务上。

　　在纽曼看来，欧美国家银行的一个通病，就是银行过于偏离其主营业务，这也是引起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

　　纽曼认为，随着资产管理的多样化，银行有能力开展多种业务，但不能改变其本质。一家银行的本职工作是开展储蓄和贷款业务，银行业务过于纷繁多样，反而就像一家交易所，而若银行在金融衍生品领域涉足太深，取代了基本职能，就会潜藏风险。

　　或许正是由于纽曼“保守”的作风，才使深发展在短短四年间脱胎换骨——截至2009年三季末，深发展实现净利润36.4亿元，而不良率仅为0.65%，远远低于同业水平。

　　在监管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

　　作为目前国内中资银行界唯一的“洋董事长”，纽曼的国际视野令他在不同场合被追问对于金融危机成因的看法。

　　对此，纽曼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愚蠢的银行家，当他的手指在炉火上被烫到时，会马上把手拿开；但是，过一会，这个人又会走回来说，我还是把手放在上面吧，只要我把手拿远一点就行了。他忘记了，火还是很大。”

　　纽曼的话，除了暗示欧美金融机构在金融衍生品这个看似美好的金融工具面前过度贪婪，也暗含了他对欧美百分之百市场驱动机制的保留意见。

　　纽曼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人们过去认为美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现在，回望过去两年，美国做错了很多事，虽然美国的银行体系建设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

　　反观中国，中国的严格监管使银行体系免受此次金融危机的侵害，但未来，中国的银行系统将出现更复杂的金融工具和更加国际化的组织架构，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银行业以及银行监管将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适应这些新的金融活动”，而不仅仅是“定义规则”。中国银行业与监管机构需要在监管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

　　在他看来，欧美市场多年高效运作的市场机制在过去两年屡屡失灵，也就是说，100%市场驱动并不总是那么美好。他认为，美国和欧洲过于市场化的机制使基本银行业务的利润变得很薄，以至于银行急于寻找其他生财之道。

　　而在中国，央行对利率的管控，使银行可以从适当的存贷利率之间获取稳定的利润来源，避免了风险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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