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会云

　　每年春节的火车站广场，或许是观察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绝佳地点，像钟摆一样，节前上亿人口从少数几个城市迅速移动到中国广大的区域，而在节后，这些人又会从其他区域迅速地再次集中到那些大都市，继续他们的城市生活。

　　这股庞大的人潮提醒我们，中国的城市化在这几十年中如何迅猛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移民潮，并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5.7%，按照每年0.8个百分点的增速，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0%。也就是说，全国有一半的人口，将会生活在城市。我们更关心的是，这种城市生活是不是一如我们想象中的美好？

　　4年前的一个下午，中央政治局一次集体学习选择了“国外城市化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题目，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唐子来和北京大学教授周一星作为专家对此进行了讲解。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10日下午，CBN记者就城市化的话题，专访了唐子来。

　　城市化：四个维度的问题

　　CBN：有不少人认为，城市不一定让生活更美好，你怎么看？

　　唐子来：城市有最美好的地方，有最丑恶的地方，所有新的科学技术都发端于城市，但人类文明社会的毒瘤也都在这里，所以城市是很复杂的混血儿。

　　我理解的城市化中的问题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社会层面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问题本身就是城乡问题。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和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为表征，以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社会结构从农村社会构成向城镇社会构成、人类聚居场所从农村空间形态向城镇空间形态的转化为本质的多元演进过程。

　　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其他国家城乡有差别，更多是市场造成的，我们是制度造成的。

　　1985年我们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1，1994年为2.9∶1，2002年为3.1∶1，2004年为3.2∶1，2007年为3.3∶1。可以看出，城乡差距在持续扩大。

　　农民的生活上不来，劳动技能上不来，后代素质低，到城市只能从事最低端工作，国家的竞争力怎么提升？

　　第二是空间上的地域差别太大。当然，这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市场肯定是宠爱沿海的。因此政府的政策也是对的，先是4个特区，再有14个沿海城市。后来，我们也在搞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但是还没有扭转这种差别过大的趋势。

　　就区域协调发展来说，中央是重视的，但效果是欠佳的。

　　三是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太依赖出口，我们的GDP增长主要依靠更多投资，摊子铺得太大。

　　四是不少地方的粗放式经济发展超过了环境的承载力。

　　CBN：关于铺摊子，这实际上也导致了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有做大城市的冲动，而在做大的过程中，更多的土地被使用，农民的利益其实并没有被很好地保护。

　　唐子来：从根上找原因，又跟政府财政分配制度有关。现在地方政府越来越多依靠计划外财政，也就是土地财政。所以，有些地方市长最关心的是以房地产建设拉动经济发展。干部都有增长冲动，不计后果地发展。

　　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四个维度。

　　但这四个维度的问题追根溯源，是跟体制有关。比如，现在讲又好又快，但大部分干部的脑袋里还是又快又好。是不是可以改革干部考核体系？

　　所以，体制改革是最主要的。体制造成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如果体制不改，发展模式不改，很难看好城市化的结果。

　　当然，我们对城市化的前景有信心，是基于我们的体制会改，发展模式会改。未来中国健康的高速发展，是基于我们能够提供一个高效的体制，体制也是生产力。

　　新农村应该为城市化打基础，

　　但基础打歪了

　　CBN：前几年我们开始搞新农村建设，但后来的事实似乎表明，它有些偏离初衷。

　　唐子来：其实，新农村建设就是使农村劳动力能够很容易地转移到工业领域。要能够转移出来，一方面是劳动力素质要提高，另一方面，还要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这个问题要解决。

　　日本依靠的是高税收以后的转移支付，因此它提供的公共服务设施，在区域之间是没有差别的。

　　新农村建设重要的应该是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比如教育、医疗。但现在新农村建设是搞别墅去了，新农村应该是为城市化打基础的，但基础打歪了。

　　新农村建设共有几个基本立足点。其一是社会公正问题，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其二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城市劳动力的来源更多来自农村，如果他们不能成为先进生产力，中国就难以发展；其三是农民要富裕起来，最有效的就是要减少农民数量。

　　不能走单一的城市化道路

　　CBN：世界上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中国而言，比较有借鉴意义的是哪种？

　　唐子来：我认为，欧洲和日本有最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

　　欧洲城市化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政府干预，政府要有一套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来干预区域发展政策、转移支付，等等。

　　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模式无法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背景不同。首先，西方城市化时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总人口没有那么大量的增长，他们当时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总人口压力没有我们那么大。欧洲城市化的时候，还可以移民到美国；其次，他们发展的时候其他国家还没有发展，所以环境和资源制约没有这么刚性。另外，它们的产品可以出口到全世界，当时并没有什么贸易摩擦。

　　日本的模式和我们更加接近，人多地少，要采取集聚的发展模式。日本就在东京、名古屋、京阪神一带积聚了日本产业总量的约70%，它们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引导，通过公共交通、高密度发展，取得经济的跨越性发展，而且是在比较低的环境成本、社会成本下取得的。

　　而且，日本的城乡统筹也搞得很好，日本的农村建设对我们也有启发，当时大量农民快速进入城市，他们怎么解决的？

　　欧洲模式虽然好，但他们的发展阶段和我们不一样，日本和我们差不多。

　　CBN：对中国而言，似乎很难形成一条统一的城市化道路？

　　唐子来：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区域差异，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没有一条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区域差异。

　　我们认为，几个大都市圈应该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日本、韩国有首都圈规划，西欧也有一个空间发展战略。我们当时也提出，要搞这种区域性的规划，后来的实践表明，政府采纳了这种意见。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区域以不足3%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4%的全国人口、42%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将近80%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更多地表现为城市和城市区域之间的竞争，大都市区域应当成为向外对接全球经济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国家经济发展极核。

　　但是，我国幅员辽阔，不可能走单一的城市化道路。有的地方是大城市，有的地方就要小城镇。城市发展的关键是定位准确和功能完善，而不仅仅是城市规模，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而不是依靠扩大行政区域和兼并周围县市等人为做大城市规模。

　　CBN：作为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总规划师，你怎么看世博会可能对中国城市化所起的作用？

　　唐子来：我们希望世博会不仅是展示城市发展的成果，也要直面问题和挑战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

　　在城市化中，我们要做的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更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同时提升现有城市的生活品质。世博会的建设和运营会创造很多就业岗位，而且它会使政府提高城市管理能力，比如海关通关、交通组织、安保反应、公共医疗卫生等。

　　有7000万人次来参观世博会，官员也好群众也好，大家就会知道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尤其是青少年会受到教育，知道什么是文明的发展路径、正确的发展路径，这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意义是无法衡量的。

　　中央领导很关注过度城市化问题

　　CBN：能不能谈谈4年前给中央政治局讲课的事情？

　　唐子来：2005年是“十五”计划最后一年，按照设想，“十一五”规划中要把城镇化作为一个国家战略，作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而且要写到全会的报告中和“十一五”的规划中。因为全会要在10月份召开，所以就选在9月进行了这次集中学习。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5.7%，但从经济上来说，无论是产业、税收，还是附加值，城市已经占主导地位。数据显示，全国大约60%的工业增加值、85%的第三产业增加值、70%的国内生产总值、80%的税收来自城市。

　　关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程度，有超前论，也有滞后论、协调论，我们提出的观点是，二者还是基本协调的。根据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以及我们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我们提出在未来15～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每年增长0.8～1个百分点是合适的，但不可能连续多年达1个百分点，因为我们环境压力太大，也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城市化是否健康的重要衡量标志就是有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

　　中央领导很关注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在城市化发展中，拉美一些国家过于强调市场机制，奉行土地私有制，加剧了农村的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破产而涌入城市，其城市化水平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水平，“过度城市化”导致大量的城市失业群体，带来贫民区的产生和犯罪率的上升等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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