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罗奇

　　史蒂芬·罗奇 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

　　作为过去10年中全世界最具活力同时也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发展中亚洲（Developing Asia）的繁荣程度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从中国到印度，本区域人均收入已经比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翻了一番还多。如果仍按日平均收入低于2美元划定贫困线的话，1990年以来已有4亿多亚洲人口实现了脱贫。从表面上看，本区域的人民至少应该为在漫长且艰辛的经济发展道路上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许多人认为亚洲世纪已经来临。

　　但是亚洲的这股新发展势头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2008年年末，本区域内的所有经济体不是迅速减缓了发展势头，就是直接陷入了明显的衰退。与10年前相比，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亚洲不仅远未掌握能使自身与世界市场的虚弱相“剥离”的自主力量，反而更紧密地和亚洲外市场捆绑在一起。

　　2007年，出口贸易占泛亚地区GDP总额的47%，比上世纪90年代末高出整整10个百分点。由于其出口贸易中约有50%是与发达国家达成的，此次罕见而又剧烈的美国、欧洲及日本同步经济衰退给亚洲的出口贸易造成了重大影响，而就在此前，出口贸易还一直被视为亚洲无可匹敌的增长动力。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亚洲各国不仅无法为新发展势头欢欣鼓舞，反而要疲于应对剧烈的外部冲击带来的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形早在两年前就被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言中。在2007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走势从表象上看十分强劲——特别是GDP和就业数据完全支撑这种看法。但他警示说，在表象之下，有很多值得探究的问题，就中国而言，经济发展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当时他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后来被人们称为“四不”的问题将给中国的发展要务带来多么直接、巨大的挑战。

　　在警示中国经济不稳定性的同时，温家宝实际上是在表达对整个国家高风险宏观经济战略的担忧。中国目前GDP总量的80%来自出口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这一现实明确地告诉人们，中国已经过度依赖于出口，以及用于维持其不断增长的出口贸易所需的物流和产能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这样的经济结构产生了令世人瞩目的良好效果。2000～2008年，出口贸易占全球GDP总额的比例由25%增长到了创纪录的34%。这个时期，出口导向型国家一直处在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它们恰好赶上了天时地利——在一个无拘无束的全球化时代完美地收获了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经济成果。

　　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戛然而止，亚洲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所造成的失衡现状反过来成为拖累各国的主要原因，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要反咬一口。亚洲的经济达到严重依赖出口的程度的时点，正好是外部需求崩塌的时点。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急剧减缓——其2008年年末的出口呈负增长，工业生产的增长也下滑到了一位数的水平——而且一个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的发展也迅速随之下滑。

　　中国严重依赖出口贸易并非仅仅因为其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衡。中国金融、货币政策的导向也是要从外部需求中获取最大支持。封闭的资本账户和被低估的人民币成为中国强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大蛋糕上最好的糖衣。这种政策导向演化到最盛时，中国的货币管理目标就是通过不断循环利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来购买以美元定价的资产，这种举措助长了美国长期保持相当低利率的趋势。实际上，中国的利率政策补贴着美国利率，从而也成了易产生泡沫的美国资产市场的支柱，最终也必然成为依赖资产的美国消费者的支柱。

　　特别需要说明的，还有亚洲经济发展与美国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美国消费者仍然是全球经济中的主要消费者。虽然美国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4.5%，但在2008年，美国消费者花费了约10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度人口之和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0%，但两国2008年的消费总额仅为约2.5万亿美元。

　　此外，在发达国家中，过去15年里，美国基本上保持了年均4%的实体消费需求增长，这是欧洲和日本增速的3倍还多。在全球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和亚洲其他经济体从重商主义发展模式中取得了巨大的收益，而这种发展模式与美国消费者无法填平的消费欲望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随着美国个人消费在2007年初猛增到其GDP总额的72%，这种发展模式在当时看来已经形成了首尾环结、无穷无尽的良性循环。但是，现在人们都痛苦地意识到，这次全球经济大发展与过去任何一次都一样，都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最终，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来说——不仅指亚洲各国，世界其他此类经济体也一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消费者的持续购买力。不幸的是，亚洲各国并没能很好地对冲这种潜在的风险。由于次贷危机导致严重依赖资产的美国消费者由富庶走向破产，出口导向型的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迅速意识到自己无处藏身。后果可能会更严重，因为美国目前刚刚进入一个可能持续多年的消费递减时期——我的观点是这种情况将很有可能成为现实——而亚洲各国失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诱发更尖锐的问题。

　　但这并非亚洲需要面临的唯一挑战。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温家宝总理不仅是在警示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正日益变得过分依赖出口贸易。他在担忧经济不稳定趋势的同时，也在对过度依赖能源、工业原材料及基本金属的发展模式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担忧。在全球经济欣欣向荣的时代，所谓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带来的威胁及不断攀升的价格，都对原材料密集型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敦促中国致力于实施“科学发展”战略，其核心在于提高原材料使用的效率。同样，在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协调问题的同时，他强调了体制分化问题——不仅银行、企业等缺乏协调机制，整个国家的治理也都还严重受制于地方权力的分化。他对不可持续性的担忧更多的是在强调污染及环境恶化可能导致的后果——毋庸置疑，这些负面的外部经济效应都是因为执行无限制的制造业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引发的。

　　鉴于中国的经历可以被视为整个亚洲发展模式的缩影，解决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四不”问题就应该成为建设未来亚洲的指导蓝图。抛开过去10年取得的成果不谈，亚洲未来的道路上已经充斥了一系列全新的挑战。正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给亚洲各国敲响了警钟，使得各国整顿了金融机构秩序一样，此次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与衰退更应给亚洲各国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眼下已经到了重新审视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结构的最佳时机。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取得更良好的平衡是重中之重。而要实现这种平衡，重点在于培育新兴的亚洲消费者。对于一个长期保有储蓄文化的区域来说，这样的转型不是说变就能变的。在此问题上，中国再次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中国人那种近乎传奇的预防式储蓄习惯可以回溯到两个源头：其一是在为期近15年的国企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失业下岗人员；其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由于国企改革仍会进一步推进——不论在未来改革速度怎样缓慢，但总是会推进——中国需要在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付出数倍的努力。中国需要采取的举措包括以更大的力度改进社会保险、退休金、医疗保险及失业保险等制度。2006年前开始实施的中国第11个五年计划，已经把上述方面的改革提上了重点工作日程，并且已经瞄准了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机制的转变。但出于某些至今未能明了的原因，中国政府尚未实现这些改革目标。这一现状必须得到改观，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在未来亚洲的根本机制转变过程中成为领航员。

　　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四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被视为以内审的眼光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未来亚洲可以从与外部联络上获取更多好处，特别是要更加关注跨境经济融合可能带来的收益。在我看来，在外联方面最大的机遇莫过于促使该区域内的两个最强大的势力走得更近，也就是要拉近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尽管两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纷争，但从现实上说，这两个国家在许多关键领域有着与生俱来的互补性优势。日本国内人口在减少，人力资源成本过高，完全可以借助中国的劳务外包及效率提升方案。中国正需要更多新科技及环保技术，而日本在这两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正好可以从日本获取其所需。而亚洲其他国家如果能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的话，将有可能获益于中日协作产生的外部供应链效应。

　　眼下的全球经济衰退应该给亚洲再一次敲响警钟，实际上，应该把此次危机视做对传统的挑战，更应该将其视做开始探寻新的增长模式的信号。经历了此次危机之后的未来亚洲，应该把过去以量取胜的增长模式抛诸脑后，而更加注重以质取胜的模式。虽然经济增长的“质”是一个变量，但是其根本的特性应该可以归结为更好的平衡性、稳定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及相互融合。以上这些特征是这次关键转折过程中的精华所在，这次历程很有可能将带来一个更加倾向于消费、生产轻型化、更环保的亚洲新经济。未来亚洲成功与否，也应该更多地按照上面这些标准去加以衡量。（本文节选自罗奇新作《未来的亚洲》一书，篇幅所限，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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