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晋晖 曾临

　　自蔡昉第一次引入“刘易斯转折点”来解释中国南方出现的“民工荒”起，学术界对此论断的质疑声就不绝于耳。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农民工失业，更是让质疑者有了充足的论据，但这些并没有让蔡昉动摇他的判断。

　　“刘易斯转折点”在中国表现为，劳动力从过去的无限供给转向了现在的有限剩余。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得出如此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蔡昉做了很长时间的基础研究，大量观察和调研了农村和企业的情况，用经济学的模型推导出了这个结论。

　　约在四年前，蔡昉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讲了他在湖南农村看到的情况：整个村子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要修一条路，政府的钱都拨到位了，可村子里派不出劳动力修路。

　　这不仅仅是湖南的情况，在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四年后，在同样一间办公室里，蔡昉再次接受CBN记者采访。对于当年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判断，他仍然非常坚定。在很多质疑声中，蔡昉认可其中的一种：这种质疑并没有理论依据，却说出了现实的情况——在他周围仍然有很多农民还在剩余状态。

　　这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所表现出的区域差异性，农民工输出大省与农村劳动力剩余大省并存在中国大地上。蔡昉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有区域性的，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机会——可以依靠区域的发展持续性来延续人口红利。

　　以低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和高储蓄率为特征的中国人口红利时代将在2013年结束，此后中国将走进白发浪潮时代，“未富先老”成为世界对中国未来老龄化社会的基本判断。

　　蔡昉并没有这么悲观。任何人口红利都将转变为人口负债，有多少人造就了人口红利就有多少人要加入到老龄化的浪潮中，这是个再自然不过的现象，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更加积极的态度。

　　为了应对未来必然出现的“未富先老”的局面，蔡昉提出了发掘二次人口红利的建议。实现二次人口红利最重要的条件是制度调整，政府应该在一些重大领域如劳动力市场、户籍改革、养老保险、教育和人力资源以及区域发展方面作出战略调整。

　　过去，蔡昉对于人口红利与区域发展的关系研究并不多，但这两年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大幅提升，令他对于中西部经济发展模式有些担忧。

　　“中西部正在走一条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靠政府主导、资本密集型的、违背自己比较优势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蔡昉说。中西部虽然有些农民工到沿海打工，但本质上劳动力还是非常丰富，走资本密集化的道路使得当地扩大就业成为主要问题。

　　蔡昉看到，这两年中西部一些省份GDP增速非常快，但当地GDP增长与人均收入不成比例。这不是一个分享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因此，蔡昉提出政府应该制定更多的政策让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而不是沿海劳动力成本提高之后就将这部分市场拱手让给印度、墨西哥等国家。虽然这依然是一条依靠外需的道路，却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次优选择。

　　网友曾经把蔡昉定位介于开明和保守之间的人口学家。原因是说他在生育政策上既赞成放宽，又认为“需要慢慢来”。但蔡昉其实并不认为自己研究“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是为了研究计划生育问题，作为一个劳动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学家，他更多的是要从人口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事实上，蔡昉不激进也不保守，就像他温文尔雅的性格。

　　蔡昉说，中国很多制度如果一定要进行改革，就会陷入改革悖论，所以需要注重内容而非形式的改革，通过对内容的转移，让形式名存实亡，这样同样可以达到改革的目的。

　　近年来，蔡昉在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中西部发展等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就是在按照自己的思路在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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