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强

　　延伸阅读FOR THE READING

　　“20多年没用过暖气，这辈子是用不上了。”83岁的张大娘说这话时，郭师傅正在刚打好的白铁烟囱口上划“×”。烟囱是使用蜂窝煤炉必不可少的辅助设备，带“×”的一端表示口窄，能套在另一节里。

　　郭师傅打烟囱的地段位于太原市三桥街，距此1公里左右，山西省政府、省政协和太原市政府分布周围。此前的10月11日，太原市物价局就城市居民供热价格调整举行听证会，两套方案调价增幅分别为38.89％和48.15％。

　　“这日子怎么过啊？因为金融危机，我们厂从2008年底到现在一直恢复不了生产，半个月就上几天班，生产出来的设备还卖不出去，只能放到仓库里。”在山西风雷机械厂工作的王师傅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自己现在每个月只能领取约500元，而因为煤矿重组，小矿关闭、大矿限产，电煤市价已从450元/吨上升至600元/吨。

　　资料显示，风雷机械厂制造的产品包括石材开采设备、大坝防渗漏工程施工机械、型煤机、石油机具等，在山西煤矿停产重组的大背景下，销量可想而知。

　　后遗症初显

　　身居同一条煤炭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与王师傅们境遇相同的大有人在。

　　刘朵顺的三四辆运煤车已在家趴了大半年。“正常情况，一年拉个两三万吨煤问题不大，一吨煤怎么也能赚个10元、20元的。”刘朵顺告诉记者，村里像他这样做煤炭贩运生意的车辆大概有100多部。

　　刘朵顺所在的晋城市泽利县苇町村位于山西省南部，与河南交界。2003年以前，苇町村共有4个矿井。虽然矿上一直没有发生过大型事故，但2005年山西省要求煤矿单井年产能必须达到30万吨，所以到2006年时只有1个矿井还在开采。

　　“本以为这个经过扩建的矿井不会再有问题，但省里2007年要求年产能必须达到60万吨，村里只好集资3000万元加上贷款投资1亿元再次扩产。”刘朵顺说，“没想到的是，2008年，这一要求再次增至年产能90万吨。”苇町村只好将矿井作股49%，被泽州县煤炭局所属的国有企业兼并。

　　“村里有矿，开票、洗煤、加工、短途拉煤、长途贩运等中间环节都能赚钱。现在煤矿并入了国有企业，人家有自己的经营体系，用人少，大家就都没事可干了。”刘朵顺贩煤时结识的朋友常虎亮说。

　　“2008年1~10月，我们创造了5亿元利润，今年同期1000万元利润都不到。”沁新集团副总裁郝维俊说。

　　与此相应，沁新集团所处的长治市沁源县财政收入同样大受影响。郝维俊介绍称，2008年公司累计缴纳税费7.8亿元，但2009年1~10月，公司缴费仅3.6亿元，预计2009年全年不超过4.5亿元。而2008年，沁新集团缴费占了沁源县财政收入的50%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山西省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8.1%，2009年上半年GDP增速-4.4%，是全国唯一GDP负增长的省份。

　　再次转型

　　主政山西一年多来，山西省省长王君的大动作主要有二：除了煤炭重组外，八大产业振兴规划是重点。山西当地媒体将此称为山西调整产业结构的“新”转型，以区别于1999年时的“老”转型。

　　资料显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山西煤炭开始滞销，电力、冶金也下滑严重。1999年，山西省财政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跌至全国倒数第一。

　　基于此，1999年6月，田成平接任山西省委书记。同年11月底，山西省召开了调整产业结构的运城会议。此次会议提出了山西产业结构的调整目标：2000年起步、2001年入轨、2002年初见成效、2005年明显见效、2010年达到全国中等水平。

　　然而，此次山西省产业调整仅仅持续到2002年上半年。2002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煤炭市场形势好转，山西省自然又回到了“挖煤”的老路上。

　　“从‘十五’到‘十一五’，山西经济一直贯穿的主线有两条：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二是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每一届政府可能侧重稍有不同，但主线鲜明。田成平书记任上力推‘1311’规划，后来刘振华省长提出了‘双兴’战略（指新兴能源和新兴工业），王君省长强调‘三个发展’（指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容和平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但山西　经济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资源依赖型，一个是市场价格牵动型，由于培育替代产业需要较长周期，所以一旦煤炭价格好转，地方财政和税收就容易瞄准见效更快、更容易的煤炭挖掘。”

　　容和平是山西大学教授、山西省委联席高级专家。

　　十年一轮回，山西再次面临新的经济结构调整周期，而被认为是“新”转型的“八大产业振兴规划”进展似乎同样难如人意。

　　10月18日，来自山西省前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联席会议的信息称，山西省前三季度全省GDP同比增长仅0.5%。而在拉动这0.5%增长的主要因素中，1至9月，山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2%，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8%，创近15年以来最高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54.6%，高出全国平均值30多个百分点，列全国第二。

　　显然，“八大产业振兴规划”要发挥功效，尚需时日。而房地产、“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掩盖了煤炭重组的阵痛。

　　统计数据显示，1至9月，山西有26条高速公路先后开工，总里程2000公里。高速公路已投资360多亿元，全国排第四位、中部6省第一位。

　　政策摇摆

　　当然，对于运力紧张的山西来说，“铁公基”投资的加强并非坏事。在山西口碑甚佳的山西省前省长胡富国，就是因为修了太旧高速公路、引黄入晋、新机场建设三大功绩而广受好评。

　　“在我看来，煤炭整合是好事，但整合不应当是‘国进民退’式的。”容和平表示，“现在的情况，认识上有误区，操作上有偏差。”

　　容和平认为，现在山西省正处于经济、政府和社会三个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最基础的工作是保证就业增长、以就业为本。而在拉动就业方面，民营中小企业的贡献率在70%左右。

　　“山西省政策多变。”一不愿透露姓名的煤炭业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山西虽然是能源大省，但一直缺乏整体规划和布局。同时，山西省领导也更换频繁，不到5年换了三任省长。”

　　前述人士表示，新领导上任后都会出台新政策，这直接导致山西的煤炭政策晃来晃去：前任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后任严格控制，政策往往“一刀切”地在两端“荡秋千”。

　　确实，2006年于幼军任山西省长期间，其大力推动的煤炭“产权明晰”改革正成了今日王君推行煤炭整合的最大争议。被整合的很多温州煤商质疑，自己当年以“市场化”方式获得了煤矿运营权、缴纳了资源价款，而现在又被“行政指令”提高门槛、排除出了整合主体。

　　容和平表示，“山西省的资源转型之路没有可参照的样本。国际上，美国犹他州、德国鲁尔的转型都很成功，但借鉴它们的技术没问题，可体制、制度经验学不了。它们是‘邦联制’，可以给自己立法，但山西不行，山西多煤少水缺资本，没有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大突破，山西转型很难成功。”

　　“安全发展最终也是为了发展。山西经济要改变对煤炭资源的过度依赖，政府实现审批为主到服务为主的转型，社会发展转变到以民生为中心，‘十二五’期间，观念是先导，体制是关键。”容和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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