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同兰晓龙聊过多次，他总是说：“你老忽视我是个军人”。

　　这好像有些不应该。兰晓龙在中戏上学时干过广告，1997年毕业被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召去做了一名职业编剧，开始是写老本行舞台剧，从《红星照耀中国》到《爱尔纳·突击》。其中《爱尔纳·突击》各种奖得了一溜儿，有老舍文学奖和曹禺戏剧奖，这个话剧剧本改名为《士兵突击》，用小说和电视剧形式推出，之后的火爆众所周知。

　　又好像有些必然。乍一看兰晓龙还真不像个军人，服役十二年，军衔至中校，却总是一副散漫样，思维常非常规性跳跃，未来的十八年役期内估计也改变不了多少。但只要读懂他笔下的人物，你便能感觉到这个个子不高的湖南军人掩藏在心中的炙热情感、些许使命以及那道细致入微的目光。

　　历史应该被尊重

　　时代周报：关于“四道风”这个抵抗组织，你选择了四个目的、遭遇、身份各不相同但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出发点是什么？

　　兰晓龙：历史应该被尊重，而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尊重这些应该被尊重的历史。但其实我想追求的不是真相，有些历史是不值得去追求的，它只会让人们过得更加不安宁。不论是让我去做哪一个时代戏，就算是科幻片，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它能对今天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不可能去写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该认同的历史也应该被认同。

　　时代周报：有人说从《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中开始描写远征军开始，你一直就在做关于国军抗战题材的戏，而目前这种题材以前往往通不过，但现在的宽容度越来越大了。

　　兰晓龙：我所知道的情况是从没有通不过这种事情。至于因为拍得太烂而连发行证都不给，那是应该的吧？这不是咱们初拍台儿庄那时候了，而且那戏哪年拍的？我们团原来就在做吴佩孚的本子，没出来戏，不是政策问题，是剧本问题。另一方面我觉得拿我拍了国军抗战做商业点挺没出息的，本来如此，安然待之。它肯定会难拍一些，道具上啊，服装啊，以及人们的认知程度啊等等，所以做的人少。

　　其实我们就是在用娱乐精神做着比娱乐多一点点的东西，你们做媒体也一样啊，服从，同时寻找突破。

　　时代周报：那《生死线》中的国军同远征军相比，又是怎样的呢？

　　兰晓龙：这个片子里的国军是被囊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里的吧？我觉得。“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段话真拽，拽过毛泽东诗词，拽到我们今天大多数人领会不了或置若罔闻。《生死线》中的国军都是这些人群中的一个，当然“人群中的一个”也方便归类。我希望在这种片子中慢慢要有我们这个时代人的理解，如此而已。我觉得我们的国庆应该庆在后，祭在先。

　　没有比战争更大的灾难

　　时代周报：创作《生死线》的时候着重考虑要表达的是什么？

　　兰晓龙：我是军人，就是说，做这种片子，我一定会有相当一部分从军队角度考虑的。军队有句话，国防不是军防，而这话，是一个并不喜欢人民战争的军人说的。国防，不仅仅是军队的防御，老蒋是“国防等于军防”，但二十个德械师拼完了，没了，一溃千里。然后就是灾难，《生死线》我们当灾难片拍的，因为其实没有比战争更大的灾难，它远超过洪水和地震。

　　时代周报：和《团长》相比，《生死线》的表现技巧圆润很多，更吸引人，更商业化，这样是否导致戏里面很有力量的内涵被削弱了？

　　兰晓龙：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技巧不圆润。《生死线》是我第一次尝试写的情节剧，写一个很讲究人物立体化的结局，它是一个有范本的戏，一个有范本的戏肯定不是圆润的。反而《团长》的技巧却比它要圆润得多。其实如果观众认识到了技巧圆润不圆润的话，那么可以确定这个戏是肯定不圆润的。《团长》反而会比《生死线》处理得好一些，剧中每一个人物、每一个面在交代的时候都会体现另外一个反论，相对来说《生死线》要想更大程度地去吸引观众，体现一个市场价值，那么只能牺牲原本的表现面。不过想要引人思考，就必须把原本面的门槛降低，而《团长》的门槛就有些高得离谱了。

　　时代周报：确实，看《团长》必须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很强烈的探究欲望。

　　兰晓龙：以及对历史相当的了解和认知，并且用自己的生平来填补戏中的空白。我认为《团长》的完成度只有50%，处理成这样也不是追求什么艺术风格，我自己也承认自己的失败，失败了就是失败了，不会去把它申辩为“开放式解决”，这样的做法我十分反感。

　　实习生单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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