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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湖泊“休息”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11日 03:23  第一财经日报

  章轲

  

  这是一段人类不寒而栗的经历:

  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大面积酸雨区的出现。美国23个州的17059个湖泊,有9400个酸化变质,纽约州阿迪龙达克山区近50%的湖泊无鱼,听不见蛙声,如死一般寂静。

  加拿大有5000多个湖泊明显酸化,安大略省萨德伯里周围1500多个湖泊出现“死湖”,池塘漂满死鱼,树木大量枯萎。

  发生同样事件的风险,也存在于当今的中国——污染最突出的“三大湖”太湖、巢湖、滇池,已处于严重富营养状态,环保部的监测情况显示:巢湖平均水质为V类,太湖平均水质为劣Ⅴ类,滇池平均水质为劣Ⅴ类。

  最典型的是滇池,目前流入滇池流域的29条河流水质均为劣Ⅴ类。这一“高原明珠”内源污染物堆积,污染严重,已进入老龄化阶段。疯长的藻类,已将滇池“染”成一个翠绿的大水塘,空气中弥漫着腥臭味。

  最严重的是长江中下游及云贵地区,“这些工业相对发达地区,80%的湖泊受到污染,富营养化问题严重。”我国湖泊环境科学和污染控制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国家湖泊治理首席科学家金相灿指出。

  中国湖泊的退化现状也令人担忧。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组委会提供的资料显示,在过去的50年间,中国已减少了约1000个内陆湖泊,全国平均每年消亡的天然湖泊达到了20个。

  一个不争的事实上,“千湖之省”湖北,现存湖泊面积为2438.6平方公里,只有上世纪50年代的34%。目前,湖北省大于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已减少到217个,比上世纪50年代的522个减少了58%以上。

  据介绍,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湖泊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依然存在诸多矛盾,湖泊水面萎缩、水体干涸、水质恶化等问题十分突出。

  湖泊“四大危机”

  在湖泊数量众多的我国,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天然湖泊共有2943个,总面积达8.45万平方公里,但其中的许多现状堪忧,它们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湖区防洪能力依然偏低,特别是受河道淤积、城镇及圩区面积扩大、河湖面积减少等因素影响,防洪减灾的难度进一步增加。今年汛期太湖最高水位达到4.23米,是近10年来最高,杭嘉湖平原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洪涝灾害。

  湖泊萎缩退化形势严峻。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作用下,一些湖泊出现了水位持续下降、集水面积和蓄水量不断减小的现象,有的湖泊甚至干涸。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大于10平方公里湖泊中,干涸面积4326平方公里,萎缩减少面积9570平方公里,减少蓄水量516亿立方米。

  湖泊水质恶化趋势尚未遏制。水体富营养化问题严重,一些湖泊出现水华暴发、水体缺氧等现象,不少湖泊水质已沦为五类或劣五类。在2007年调查统计的43个湖泊中,有27个湖泊处于富营养化状态,其中太湖、巢湖、滇池等12个湖泊处于重度富营养化状态。

  湖泊生态功能严重退化。一些地区对湖泊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破坏了湖泊生态系统平衡,导致湖泊生物多样性锐减,湖区植被衰退,湖周土地沙化,湿地严重萎缩,湖泊系统急剧退化,严重威胁着周边地区生态安全。

  事实上,湖泊是整个地球生态环境中无比重要的基本要素。它就像一个个天然水库,可以很好地调节水量,维护大自然的良性循环与生态平衡。湖泊以仅为全球淡水万分之一的水量,以不到全球面积百分之一的水体,提供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40%。

  然而,在所有的自然生态系统中,湖泊又是最脆弱和最难恢复的生态系统之一。

  2007年太湖的蓝藻水华爆发,已经为中国水环境问题敲响一记重重的警钟。不过,虽然历经十数年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太湖的富营养化状况并没有好转。

  据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杨桂山介绍,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太湖水质平均每十年下降一个级别,到本世纪,太湖水体总体已由二类以上水质降为五类水质,局部甚至为劣五类。

  与此同时,湖泊污染自净能力减弱,水生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生态服务功能退化明显。监测表明,上世纪60年代太湖有鱼类106种,现存鱼类仅60种到70种,洄游性鱼类几乎绝迹。

  “湖泊治理是全球性难题,可以说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科学委员会主席中村正久告诉记者,湖泊与河流不同,进入湖泊的污染物可能需要上百年才能消失,这就需要各地采用不同的措施与办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治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短期内成效不会太明显。”

  治理与困局

  湖泊的告急,水资源的告急,催促了着急的位于“千湖之省”的湖北人在寻找对策。武汉市市长阮成发说,湖北武汉是争着举办这次世界湖泊大会的,“我们很想通过这次大会,从世界各国学到保护湖泊的先进经验。”

  近年来,武汉市构建了大东湖生态水网,将东湖、沙湖、严西湖、严东湖等6个主要湖泊与长江连通,通过恢复江湖的自然联系,改善和恢复湖泊生态功能。

  阮成发告诉记者,大东湖生态水网项目近日已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立项,工程估算总投资158.72亿元,实施期为12年。目前东湖与长江的联通道——青山港已经初步打通,五年后,整个大东湖区域将形成一个436平方公里的湖泊生态湿地群,在国内绝无仅有。

  说起湖泊治理,有“千湖之省”之誉的湖北省围绕湖泊大做文章。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向记者介绍了洪湖从“浪打浪”到“竹竿打竹竿”再到“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过程。

  他说,洪湖是全国第七大淡水湖,风景如画,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洪湖过度养殖,围网养殖面积一度超过30万亩,老百姓讽刺“浪打浪”变成了“竿打竿”,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2005年,湖北省委、省政府拨出7000万元专款拆除洪湖围网,洪湖水质由原来的四至劣五类回升到二至三类,一个碧波荡漾、鱼鸥翔集的洪湖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重现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

  在一湖之隔的湖南,洞庭湖周边曾有236家造纸厂,湖水受到严重污染。在2006年,湖南省决定关闭其中234家(后有11家在完善治污设施后恢复)。

  “湖南做这件事承受了很大压力。”湖南省副省长刘力伟说,关这么多企业,几万人失业,影响稳定。一些县以造纸为支柱产业,号称“纸财政”,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但是,省里决定顶住压力关闭这些企业,并拨款10多个亿元支持关闭、改造。这样做不仅保护了洞庭湖,连中央考核湖南的COD减排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为了治理好流入太湖的15条主要河流,江苏省推行的“双河长制”——省领导与河流所在的市县领导共同担任河长。江苏省副省长徐鸣就担任了其中一条河流的河长职务。他告诉记者,有了河长这一职务,官员们感到肩上的责任更加重了。几年下来,除一条河流仍为劣五类外,其余14条河流水质均得到提升,有些提高了2到3个等级。

  据陈雷介绍,近年来国家大规模开展湖泊流域防洪治理,根本扭转了湖区泛滥成灾的局面。整修、加固重点湖泊堤防8041公里,修建了大量涵闸、排涝泵站,对部分湖泊进行疏浚,极大地提高了湖区防御洪水能力。

  陈雷说,国家将20个天然湖泊、569个水库型水源地列入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实施最严格的管理和保护。全面加强湖泊水质监测,从2008年开始对大型湖泊藻类实施例行监测,为湖泊保护和富营养化控制及时提供了水资源质量信息。

  不过,目前我国湖泊防治投资总量相对湖泊治理需要而言仍较不足,资金使用效率总体上也不高。中国环境规划院研究员王金南、董战峰认为,尽管湖泊治理投资总量不断增加,但与湖泊污染和破坏严重的现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以太湖流域为例,2005年,太湖流域综合治理区生产总值11884亿元,而整个“十五”期间用于太湖污染综合治理投资的资金仅为168.7亿元,五年的总投资仅为2005年流域综合治理区生产总值的1.4%。

  由于监管不到位,资金使用方式不合理等原因,污染治理项目的投资使用效率也一直较低。“十五”期间,国家环保规划项目的投资额完成比例总体上较低,许多规划污染防治项目没有落实下去,总量减排目标没有实现预期。即使治理力度非常之大的太湖,在饮用水源地等重点工程项目上的完成力度也很低。

  创新:让湖泊休养生息

  跳出以往的湖泊治理模式,专家们发现,当下最需要的是创新。创新的核心,就是让湖泊休养生息。

  “让湖泊休养生息,绝不是无为而治,而是要科学地规划与管理,合理的采取措施,帮助湖泊实现生态自我修复。”应邀出席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说。

  周生贤是“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的积极倡导者。他说,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是国内外水环境治理经验教训的有益借鉴。

  他举了日本治理琵琶湖的例子。琵琶湖是日本第一大淡水湖,其秀美风光,使许多游客流连忘返。然而,上世纪6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琵琶湖水质下降,赤潮、绿藻时有发生,浅水区更是堆满了漂浮来的各种生活垃圾。

  1972年,日本滋贺县制定了琵琶湖综合开发计划,实行了比国家排放标准更严格的工业污水排放标准。通过污染减排、严格准入、全面治污,给琵琶湖水质改善和生态修复提供了“喘息”机会,同时通过底泥疏浚、芦苇净水、革除青草等,促进了湖泊生态修复。

  周生贤说,落实休养生息的政策措施,就要充分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综合运用工程、技术、生态的方法,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改善环境质量,逐步建立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

  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发表的《武汉宣言》也提出,“面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政府、社会和私有部门应开发创新经济手段,为实现湖泊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创新湖泊治理理念,开展湖泊富营养化治理技术研究,鼓励并实行多学科的技术创新来促进生态修复。”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也提出,到2020年,将投资340亿元治理中国的江河湖泊。

  王金南从生态补偿的角度,建议建立湖泊治理的中央、地方、企业责任共担机制,由三方共同出资,流域内的各类企业应从企业销售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列入成本,专门用于湖泊的环境补偿资金;开征新的环境税例如水资源税等,并合理支出一定比例用于湖泊生态补偿。与此同时,加大环境经济政策手段的引入力度,构建湖泊治理的长效机制。

  而在管理方法上,由于水污染防治涉及多个地区和多个部门,必须构建上下游相互协调、各部门密切协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合作体系,形成治污合力。以往那种“环保不下水,水利不上岸”,环保和水利部门互不过问,部门之间缺乏协作的状况将得到有效改观。

  对此,周生贤说:“水污染防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防范、全面治理、全民参与。”

  陈雷也表达了与周生贤同样的心声。“湖泊管理和保护要坚持流域统筹。”他说,要实现湖泊保护与流域保护相一致,湖泊治理与河网治理相衔接,湖泊水面、水量、水质保护相统一,推动湖泊流域综合管理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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