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旭东 山西报道

　　——访山西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满红

　　 自从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业改革新政之后，各方的评论、探讨乃至热捧、质疑之声就不绝于耳。其中，部分知名学者对山西省政府的这一改革新政有可能导致的“国进民退”表示担忧。对此，山西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满红教授日前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山西本省的学者，自己一定要为山西的这次改革说话，为资源依赖型地区说话。

　　 《华夏时报》：山西省的这次煤炭资源行业大重组，使得大量小煤矿被关停转，部分民间资本被迫退出，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为是“国进民退”，你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崔满红：在这里提出“国进民退”这样的概念，是不恰当的，它严重地曲解了山西省煤炭产业战略重组的政策内涵，不符合山西的实际和现实。

　　 山西省的煤炭产业战略调整是产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并不是煤炭产业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业改革新政的本意，是在于对全省的煤炭资源进行战略重组，通过集业化、规模化的战略重组，强化关系国计民生的煤炭产业的综合开发能力，提高产业规模效益、降低环境代价、遏制安全责任事故。

　　 以“国进民退”为基点讨论煤炭产业的战略重组，是判断问题的立足点出了问题。一些学者以“上纲上线”的视角，指出“是在走改革开放的回头路”，他们把经济领域内产业发展问题的争论荒谬地引向了中国改革的“路线之争”。这些错误的推导和结论不仅误导舆论和公众，而且有可能影响国家及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决策者对问题的判断。山西煤炭产业的改革新政，不应该也不能被曲解拔高到涉及是否属于改革倒退、是否否定市场经济地位的高度。

　　 在这次煤炭产业的重组中，符合条件的民资并没有受到来自政府或国企的任何挤压。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整合后保留的1053处矿井中，国有企业办矿198处，比例约为19%，民营企业办矿294处，约占矿井总数的28%，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561处，约占保留矿井总数的53%。加上民资入股成分，民营资本在山西煤炭产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并未改变。

　　 《华夏时报》：不可否认，山西省这次的煤炭业重组，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崔满红：在战略资源领域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削弱。类似煤炭这样的国家战略资源在国家经济的整体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领域，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绝对不能放弃。在包括取得国际能源定价权方面，我国也更加需要做大做强的资源类企业。无论是为了山西的未来，还是为了我国下一个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都要求在类似煤炭这样的战略资源领域由国有和股份制、民营企业等具备更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把握。这也正是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产业战略重组新政的目的之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只要国家出台有关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发展的政策，一些学者就认为是“倒退”，是“复辟”。但市场经济并不等于民营经济，西方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消灭和取缔国有企业，没有否定国有企业的地位和在重要领域、非常时期的特殊社会作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能较快地得以遏制，国有经济居功至伟。

　　 《华夏时报》：一些学者担心，这次的煤炭业大规模重组，会造成大量的民间资本流失，不利于山西省未来的发展。

　　 崔满红：山西乃至所有资源依赖型地区，仅依靠中小型民资难以达到做大做强资源类产业的目的，更无法依靠他们打破资源诅咒的怪圈。

　　 有关山西煤老板在外省买房的报道时时出现在媒体上，甚至有媒体采访发现，在山西居然遍布着来自东南沿海的楼市广告。煤老板们在山西攫取利益之后转而跑到外省投资和消费，早已不是秘密。而目前普遍质疑山西煤炭改革新政的浙商们，更加不会把家安在山西。

　　 据说，这次战略重组，浙江商人会带走600亿左右的资金。但是，他们在山西发展的这3-5年间，留给山西的资源环境恶化状况，国家和山西花600亿能治理得好吗？资源诅咒的怪圈必将还得套在山西老百姓的头上——这是教训，值得其他资源依赖型地区记取。从全球经济历史的视角考察，资源依赖型的地区经济往往会陷入资源诅咒的怪圈，资源充足时该地区表面的经济繁荣会在资源枯竭时荡然无存。而就总体而言，资源依赖型地区的经济发展总体上是落后于其他地区的。这种趋势，全世界都没有改变过。

　　 能够打破资源诅咒怪圈的，不可能是炒煤团等极具投机性的投资商们，只能依靠中央和本地政府及身兼社会、经济责任的企业集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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