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雪 珥

　　大清经济面临整体的制度性问题，效率低下、腐败横行，这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毫不相干。任何一种产权设计，一旦缺乏完整且能有效实施的监督机制，迟早要出问题

　　但凡是商人，多少总得讲政治、看大局，关心“黑猫”、“白猫”，或者“红色”与“灰色”，全球皆然。虽然在宏观层面上，主流观点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对于商人个体而言，有时恰恰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在大清帝国，很多时候，权力不仅是“生产关系”，更是“生产力”、甚至是“第一生产力”。

　　在世界商业历史上，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国家，它的官员与商人们的关系能和谐融洽地如同家人一般：商人像政客，做生意的第一法则，就是必须讲政治；政客则像商人，权力就是商品，彻底市场化，随行就市。这就是具有大清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

　　商人捐官成风，贡献三分之一财政收入

　　大清国的创业气候属于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权力是最核心的生产力，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掌控着经济的生杀予夺。讲政治、懂权力，就是最基本的生意经。一代又一代的大清企业家，无不殚精竭虑地进修官场权术。

　　有学者做过统计，在1885~1894年间创办民营企业的55人中，有布政使衔的2人，候补道、候选道5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6人，其他佐贰杂职7人。大清企业家的“从政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升温，甲午战争后，1895~1900年新办的64家民营企业，其创办人中具卿、寺、布政使衔的有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这是从“条”看的，从“块”来看也是如此。对1878~1907年的10家民营毛纺厂统计，创始人中的半数都有捐官的身份。如同读书人讲求“学而优则仕”一样，买卖人也同样保持了对官场的热情，稍有点经济能力，就要买个机关干部的身份，写在名片上，挂在房梁上，刻在墓碑上。

　　随着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商人的社会形象也在逐渐改变。尤其是在天灾人祸不断、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时，以商人为主要“消费群”的卖官鬻爵(“捐纳”)，就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某一时期，捐纳的收入甚至高达财政收入的1/3强，形成了供销两旺、交投活跃的红火局面。

　　大清国但凡有点余财的商人，莫不是捐官职在身，略大些的城邑，一片落叶随风飘落，能砸到好几个这样的“官员”。到了年节，商人们争相披挂官袍出行，满大街都是“大盖帽”，蔚为壮观。

　　捐官的动机，当然不只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政府财政。最朴素的想法，是一种自我保护。大清国施行“仁政”，从康熙大帝后，就一直高举着“永不加赋”的大旗。但是，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和公费吃喝、公务消费，加上不断地对外赔款，政府支出一路上扬，大清国没有实行先进的财政预算管理，也没有印刷纸币，无法玩一把财政赤字。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财政，一边是永不加赋的祖训，结果只能是遇见红灯绕着走：加强勒索、摊派，赋虽不加，但换个名称即可。晚清财政，可说是摊派式财政，中央向地方摊派，大官向小官摊派，官员向乡绅摊派，乡绅再向农民摊派。这种摊派体制，演变为全社会心照不宣的集体黑箱操作，给各级官吏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摊派是个高难度工作，自然是专拣软柿子捏，商人捐官，基本目的就是增加自己作为“柿子”的硬度，以减轻被捏的力度和频度。

　　商人之所以热衷于捐官，为的是便于与官方沟通。身加顶戴，可以与官员们平等交往，便于交朋友，寻门路。成了圈内人士后，衙门或许不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还不时能得到第一手的资讯，抢占商业先机，更有机会享受官方推出的优惠政策，比如税收减免，等等。大清国的几轮经济改革，在向民营企业开放一些产业的同时，几乎都有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调控操持，给予那些被选中的民营企业家以相当年限的垄断经营权。这些，当然是官商勾兑交流的成果。

　　官督商办，亏了企业富个人

　　晚清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有着浓烈的官方背景，许多商人被吸纳到这些企业里，成了中国第一批职业经理人。而要成为合格的大清职业经理人，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他们必须有官员身份，大清国的能人们，几乎都是横跨官商两界。一个最有大清国特色的现象是，相当多的商人、尤其是那些国有企业(后来多数改制为官督商办)的管理者，其实是就带着公务员身份的“救生圈”下海的官员。他们在资金、设备等方面的资源调动能力十分强大，玩“大政治”的张謇、盛宣怀等，莫不如此。

　　在权力与资本的互动游戏中，最为典型、最能体现大清国特色的，就是“官督商办”企业。

　　大清国“官督商办”商业机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政府财政枯竭，无力推行纯国有企业，需要吸纳民间资本参与。但政府对民营资本又心存芥蒂，要将人事、财务等大权牢牢抓在手中始觉安心。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真正掌控这些企业的人，既不是代表出资人权益的股东，也不是代表公众利益的抽象的政府，而是由政府领导人拍脑门任命的干部。这些享受着公务员待遇的“下派干部”们，一只筷子插在机关的铁饭碗里，另一只筷子则伸向企业的金饭碗，“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一人两制”，旱涝保收，进退自如。

　　这种特殊的双轨制，成为当时快速制造富豪的机器，盛宣怀、张謇、徐润、郑观应、胡雪岩等一大批能人脱颖而出，周旋于政经两界，能者通吃，在短短数年间就完成了原始积累而一富惊人。这些商人的暴富，与其说是大清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好政策，不如说是政府为商人们提供了好“空子”。

　　依靠政府资源的强大优势，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的轮船招商局，依然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但其企业规模却增长缓慢。在官商决策者们合谋下，没有被转入私家钱包的利润，几乎都投向了房地产和当铺等更为“靠谱”和短平快的产业，而很少用于扩大再生产。盛宣怀本人就在苏州、杭州和家乡常州购买了大量土地，他在上海租界内的不动产，价值更是高达惊人的1000万~2000万两白银。

　　这种现象，被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称之为“采矿式经济”：采矿者只投入少量的必备品，而当矿藏开掘完，就弃矿而去。这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贯穿在大清乃至民国企业史的始终，成为主流。

　　究其原因，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企业领导人的普遍短视或自私。归根到底，这是“经济人”对社会大环境的一种本能抉择：当大清国无法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保障环境，而且生财之道必然地、先天性地伴有违法行为时，捞一票就走当然是最明智的选择。曾有研究者将晚清时期中日两国的企业发展做了对比，发现日本的企业家似乎更爱国、更有长远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时的损失。其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政治体制令企业家更有信心。

　　民企披“洋”皮，借洋人势力抗衡官家权力

　　在一部分大清本土企业家通过与权力的联姻，获得生存及发展空间的同时，另一部分企业家则投向了洋人怀抱，披上了“洋”皮，用洋人的势力来抗衡官家权力。

　　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是：1877年，轮船招商局在政府支持下，打了一场漂亮的收购战，将美资旗昌洋行下属的旗昌轮船公司纳入怀中，取得了有史以来中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但被人们普遍忽略的是：旗昌轮船公司总额100万两的资本中，华商的出资占到1/3强，挂靠在该公司名下经营的华商也为数不少。实际上，这场内外资PK的幕后，是大清商人们的一场“内战”而已。更具戏剧性的是，收购成功后，旗昌轮船公司的华商拒绝回到“祖国怀抱”，迅速另组一家公司，依然登记为美资企业。针对这些爱挂洋旗的华商，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总结道：“每当祸事降临时，他们就穿起了西装。”

　　其实，早在祸事降临前，有条件的华商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的企业穿上了“洋皮”。穿“洋皮”的作用，不在于狐假虎威，而是能令自己有效地远离“父母官”亲如一家般的日常勒索。丧权辱国的租界，意外地提供了一方讲求法制与公正的“净土”，从而令华商们只需抬抬脚就能躲避官场的骚扰。而为民企换穿“西装”，也令外企获得了相当大的灰色收入。披上“洋皮”的民营企业，便如同外企一般享受到了税收优惠，按照当时的“行规”，节省下来的税款双方是五五分成。商人们何乐而不为？研究表明，当时几乎每家外企门下，都有一大串挂靠的大清国民企，“强龙”与“地头蛇”在此背景下，结成利益同盟。

　　大量为了追逐安全及“政策利差”的民营资本，也为外企在资本层面获得了“主场优势”。晚清的很多洋行，并不需要依靠其母国的资本，仅靠依附于其“洋皮”下的中国民资，就足以支撑起洋行的跨国业务。19世纪70年代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的小洋行，多是皮包公司，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当地的资本，而其自身的唯一资源，就是一张“洋皮”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活跃在晚清的所谓西方外来经济势力，其中相当多的外企并非“纯种”，而是“混血的私生子”，或者干脆就是披着“洋皮”的纯大清国民营企业。

　　集体腐败，伤及国之元气

　　大清国的著名思想家兼职业经理人郑观应，是呼吁政府为工商业松绑，并旗帜鲜明地提出市场化的第一人。在他的著作中，对晚清主流的“官督商办”或“官办”企业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但是，在郑观应和他的著作被抬上神坛的同时，时人和后人都不自觉地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国有(官办)或公私合营(官督商办)似乎成了万恶的根源，仿佛工商业只要一沾“国”字就必死，一沾“私”(商)字就必活，对复杂的产权结构和经济现象简单地进行非左即右的泛政治化解读。

　　其实，晚清经济界所存在的问题，很多与“姓公、姓私”毫无关系。

　　著名日本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在1895年就认为，中国的腐败并不限于官场，而是全民性的。他认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国都危了，何况小小的企业和行业呢？

　　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将大清国变形的公司制，称为“不举”。虽则略欠雅训，但的确形象地展现了一个完全忽视基本面、而只是表面做花样文章的中看不中用的“阳痿”患者。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说：“夫外洋公司所以无不举者，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划精也。中国公司所以无一举者，众志漓，章程舛，禁约弛，筹划疏也。”

　　因此，与其说大清经济面临的问题是产权性质造成的(这当然是一部分原因)，不如说面临的是整体的制度性问题。一大二公固然绝非多快好省建设大清国的坦途，化公为私、国退民进也绝非是提高社会生产率的捷径。效率低下、腐败横行，这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毫不相干，任何一种产权设计，如果没有完整且能有效实施的监督机制，迟早要出问题。

　　国有化与否，如果不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和基本原则的高度，其实只关系到资源的配置手段和渠道。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制化程度的严重滞后和全民范围的信用缺失。在监督和信用缺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还因为政敌们的监督制衡而有所约束，民营企业则完全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生态。尤其是，当政府为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顾忌，担心正常的政府干预也会被扣上压制和打击的大帽子，民营企业或所谓的私有化，其实就成为恶棍们纵横捭阖的战场，成为远比国家资本主义更坏的和更无序的权贵资本主义。

　　在一个缺乏法制化和社会诚信的社会，国有也好、私有也好，当商人们不得不在意头上帽子的颜色，甚至刻意去追逐红帽子时，这样的经济无论其公私比例如何，其本质都是权力主导型的。当权力成为是第一生产力时，所有的改革只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雪 珥  澳大利亚华裔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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