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兆言

　　10月底，中国的“伍德斯托克”在杭州西湖边上演。两天演出中，西湖音乐节吸引了数万人的驻足观看。

　　此类音乐节正在以雨后春笋般的速度不断在全国各处出现。让独立乐评人、中国第一批摇滚乐推广者黄燎原估算一下现在国内到底有多少音乐节，他琢磨了一下，“有10多个吧……可能还要多，20多个吧。最近冒出很多这个那个的音乐节。”不过，让黄燎原觉得遗憾的是，几乎没有音乐节能够赚钱，“除了迷笛和‘摩登天空’的两个音乐节或许还能赚些钱，其他能打平就不错了。”

　　总体来说，中国眼下的众多音乐节呈现出几个特点：绝大部分音乐节不赚钱；音乐开始由先锋向通俗化逐步蜕变；举办地点从原先集中在北京一隅，扩大到整个北方地区，并“杀过”长江来到了美丽江南。

　　为改善杭州文化生态“亏了80万”

　　对于西湖音乐节策划人、都市快报副总编朱健来说，接下来的一周内将要和其它几位策划方合计一下。10月31日至11月1日间举行的第三届西湖音乐节刚刚落幕，开销了200万元，而票房和赞助分别只收回了80万元和40万元。参与音乐节组织的几方会商讨，80万的损失该各自承担多少。

　　事实上，在1个多月前，朱健刚刚拿到审批开始组织西湖音乐节时，心里就明白会出现亏损——用于宣传的时间十分有限，而邀请的乐队的费用却大幅增加。在经历了2008年和2009年上半年的两次音乐节后，国内有20支知名乐队在西湖天地亮相，在第三届上，朱健将邀请目标瞄向了港澳地区的乐手，不过，随之而来的则是高额出场费。

　　“200万元成本中，75万是邀请乐队的费用。”对于今年最后一场露天音乐节来说，以亏损告终几乎是为全年各式各样大小音乐节画上了一个省略号，些许遗憾，更多的是意犹未尽。

　　作为杭州的一位媒体人，朱健近年来一直希望通过某种方式来增加这座城市文化消费的层次，此前他组织过话剧季，让杭州人接受了话剧文化的熏陶；在成功后，又瞄向了更为小众化、年轻化的音乐节。

　　作为一座国内物质财富十分丰富的城市，朱健觉得杭州与国际性大都市相比是文化消费形态的匮乏，与北京、上海有差距，和纽约、伦敦更是没法比。在这种初衷下，西湖音乐节诞生了。

　　不过，从诞生伊始，这个音乐节就面临着很多困难。如场地的审批，音乐节观看方式的规定，这些规定在举办三届后，仍然困扰着朱健。他不知道下一届场地能否获批、不知道是否还是同一块场地、不知道具体放在何时……

　　诸多不确定因素，让西湖音乐节在安排乐人档期、确定赞助商方面遭遇了困境。“包括喜力在内的赞助商，他们的4A公司都是半年前即确定了赞助计划，而我们还不知道场地在哪里呢！”不过，虽然面对不少困难，西湖音乐节仍旧会办下去，主办方对亏损有着良好的心理准备，他们还在准备邀请国际歌队在下一次音乐节上亮相。

　　“音乐节还是太少了”

　　每年的5月，音乐节就开始在祖国大地各处“开放”。今年，包括镇江、厦门、长沙、杭州等地都已经成为音乐节“东南飞”的落脚点。在这背后，很多音乐节得以举行与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分不开。

　　例如，今年迷笛音乐节把10周年庆的演出地点定在了镇江。有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免去了审批的麻烦和票房的压力。华东地区的乐迷们也有了一次在家门口参加户外音乐节的机会。音乐节期间，镇江的宾馆几乎全满。

　　音乐节现场可以见到不少外国观众，散发着一种国际化的氛围，这在镇江是从来没有过的。而镇江市政府通过这次音乐节而取得了良好的公关效果，提供场地的“优山美地”也为即将建设的房地产项目做了一次成功的广告。

　　而张北草原音乐节则是另外一例，其音乐策划人李宏杰告诉记者，场地签订的合约是10年期。在这个期限内，策划人和当地政府有着更好的规划和愿景，将音乐节举办成可以彰显城市形象，同时让乐迷们获得享受的地方。

　　看来李宏杰要比朱健幸福得多，不过如果算经济账的话，他们俩算是殊途同归——张北音乐节仍旧是不赚钱。虽然10万人在短短几天内涌进了张北草原，而且基础设施甚为简陋，引来抱怨重重，但邀请乐队的成本仍然让张北音乐节需要政府、商业的两只手来同时助推。

　　不过，李宏杰很淡然地告诉记者，假如参加国外音乐节会发现，条件与张北相差无几。露天音乐节并不追求环境如何优越，享受音乐才是根本，“赚不赚钱也不重要，我们不是抱着赚钱的目的才做音乐节的，我们只是希望增加年轻人一种接触音乐的方式。”

　　在李宏杰眼里，举办环境和经济效益不是太大问题，唯一的问题是眼下中国音乐节的数量还是太少了，“奥地利每年有500多个音乐节，而中国，这个的零头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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