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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美定案:会思考的乳房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05日 02:13  时代周报

  请问您是女记者还是男记者?

  作为PAAG(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有着奥美定、英捷尔法勒等商品名,俗称人工脂肪,作为人体整形填充物,被证明会造成肿块、感染及脓肿等复杂并发症,2006年,国内生产的PAAG奥美定被国家药监局吊销许可证,但留下数十万被害者求告无门)注射隆胸受害者的采访对象,刚在网络上接触的时候,总是先问我这一句。得到答复后,她们会说:“嗯,女记者就好说了。”

  性别真有那么重要吗?当我联络报社的男摄影师,找西安的王姓受访女士拍摄乳房伤疤的照片时,我有点自嘲地想。

  不过,把摄影师传回来的第一张照片贴到自己的社交主页上之后,我才明白她们在意的是什么。那是一张裸露胸部的照片,王用双手撩起前襟,指甲上涂着的细致花纹、首饰、衣服的质感,都暗示着这是一个中产之家、曾经生活优裕的女子。乳房上,纵横数条猪肝色的蜈蚣状疤痕—那是九次排脓和清除奥美定手术遗留的身体印记。

  一位男性朋友首先发难:“我就想知道,这些女人为何那么蠢?”这时,我明白受访者为什么希望是一个女记者—她们最怕的,不是难以启齿的私隐,而是不理解,是嘲弄,是轻蔑和歧视。

  碰巧,我不仅是女性,而且正当理解这件事情的最好年龄。我已经不算妙龄了,也经过生育和哺乳,我了解在不同生命阶段,女人对于自己身体变化的失落和恐慌,尤其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对女性身体进行规制的时代。那些错误地选择注射隆胸的女人,很多处于30-40这个年龄段,正是在苛刻的异性眼光中逐渐淡出舞台的年纪。

  男人并不像他们事后表白的那样置身事外。许多人是因为男友或者丈夫表示过“好小”而决定隆胸的。甚至有男人在妻子哺乳期后,主动送塑身内衣和丰乳霜作为礼物。和PAAG一样,丰乳霜属于行政监管不力的市场之一,让妻子月经出血量大大增加—后来,妻子选择注射隆胸。

  为什么男人们变得如此愚蠢?在网络上,他们沉溺于集体旁观、转贴各种波霸或者太平公主的贴图,如同一群大龄的、饥饿的婴儿。他们用杂志和电视上精心PS和化妆过、甚至整形过的职业美女的标准,来臧否自己生活中的异性。事实上,走偏了的娱乐工业,和商业化的意识形态,已经改变了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对身体的完整观念。

  当我知道,有人会为了让自己更美,将整条原有的眉毛切割掉,然后将皮肤缝起,在疤痕上纹上新的、形状完美的眉毛,我还是表示难以理解。尤其是去年曾经做过整形文化访谈的柯倩婷博士告诉我,她接触到的整形者,其实都是天生丽质的人。

  帮助我理解整形这件事情的,是我的女权主义阅读经验。无论是福柯还是布尔迪厄,他们的研究都表明,身体是社会控制的场所,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其实是社会要求人们“自愿”成为某一种人的过程—譬如,成为一个以男性的眼光,而非健康、活力、协调来定义自己身体的女人。在这种强迫性文化中,美丽之上,再求完美的女性形象是正面的;而像我这样相对不修边幅的,是“懒女人”。

  可是当这些女性,为了求得“完美”而伤害自己的身体,最早对她们背过身去的也许就是当初赞美的人群,仿佛她们就是骗局本身,她们被认为虚荣和愚蠢。这跟被强暴的女性遭受的舆论和偏见的二次伤害,没有本质区别。

  一个女人,曾经经历过三次奥美定取出手术,丈夫都全不知情。第一次,为她注射的深圳富华医院用针筒抽,但抽取之后硬块更多。第二次她认为自己充当了富华医院的实验品,被切开乳房,在手术的后阶段她竟然从麻醉中醒来,为了不影响“医生”的工作,她强忍手术钳在身体里的撕扯;之后医院的人拿着她身体里刮出的“红红的肉”,问她要不要做活检。“决不能被别人知道”,她包扎一下就回家了。这一次,乳房凹陷了,却仍然没有取干净。第三次,她只身来到另一个城市做切开取奥美定的手术,在没有人照顾的情形下,熬过了住院手术。和其他没有家人知情的受害者一样,她冒着更大的感染风险,取出的同时放进了假体。

  整形出问题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我去年在台湾的时候,当时的台湾“新闻局长”史亚平的整形医生丈夫就被周刊爆出手术失败的纠纷。1998年,美国最大的硅胶模生产商同意向17万隆胸妇女赔偿32亿美元。不过,注射整形受害者面对的环境,又是非常中国大陆特色的—港澳台地区都没有。

  譬如,奥美定“发明者”曹孟君,从陕西咸阳一家职工医院一路进军长春、上海、深圳,每个地方他都有身份证,每一个都是假的。早在2006年事发之时,吉林省卫生厅早已出证明证实该厅医师资格库里没有曹孟君的信息。但在去年重审一审开庭的时候,他能拿出医师资格证,还是罗湖法院应原告的申请调取的—并且,他持有两张同一天发的,证件号码不同的两个证书。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名生产奥美定的相关责任人需要负法律责任。

  国家对奥美定这个产品,批了,禁了,但对于据估计有30万的受害者,没有任何善后。受害者天天在论坛上痛苦呼号,她们把国家领导人和吴仪当成救主,希望国家能研制出万应灵药。而现实是,连一个医疗操作指引、就医指引都没有,受害者还要求助于非常不规范的医疗整形业,健康和经济上,再受一次伤害。这个以女性受害者为主的公众健康事件,妇联组织完全没有声音。

  我不想再说什么,现在缺失的,是她们真实的声音;她们的声音很难宛转动听,因为那是身体和精神被撕扯之后的哭号,当然,其思考也同样沉重。

  相关报道《奥美定三年梦魇》刊于《南方都市报》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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