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创业板是我二十年的情结
吴娓婷 陈双庆
“创业板对我来讲是20年的情结。”还没坐下，深圳创投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守仁就对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1984年王守仁来到深圳，此后便与这座城市的金融发展结下不解之缘。1999年他参与筹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第二年，王守仁担任深圳创投同业公会会长，管理深圳数百家创投企业，全力推动着中国创业投资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和创业板的早日推出。
王守仁年近7旬，但仍每晚工作至深夜2点，几乎烟不离手。初识的人会认为他脾气暴烈，因为他经常在一些讨论会上不留情面地对政策提出严厉的批评和建议，熟识的人则佩服他的敬业，他几乎每天都与创投机构的负责人见面，讨论行业事务。
试水金融
1980年代初期，国家即有意识地研究如何调整中国经济路向。
1984年6月，王守仁被派往香港参加学习班，考察了香港证券交易市场等多个部门。香港通过发行股票募集社会资金，建设海底隧道，证券市场的力量在王守仁脑海中挥之不去。
三年后，时任深圳市政府决策顾问的王守仁，跟后来的深交所第一任领导王健、禹国刚，以及特区证券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廖熙文等人挑头推动，在特区证券公司创办了第一个特区柜台交易市场。
1993年，王守仁再次踏足香港，当起了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济师。此时香港的景象更让王守仁对内地发展前景心存向往，港人相继设立一批基金，对中国的电厂、高速公路投资频密，其中就有香港合和实业投建的广深高速公路。
“想借鉴香港市场、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的。”王守仁萌生了做创投的想法。
王守仁想到了中农信。中农信依靠世界银行3个亿的贷款创立，发展现代农业。刚好国家农业部定下“种子革命”的目标，希望通过种子改良拉动产业增长。王守仁赶紧在中农信拿出一套方案，希望中农信利用香港的平台募集资金，投资内地的高新技术农业。
中农信意不在此，方案流产。王守仁转而跟加拿大的基金合伙，又和广东的华侨联合会商讨广东省华侨高新技术产业革命。有些方案拿到了国家经委，但没通过。王守仁有心理准备：“毕竟还是计划经济。”
尽管屡试屡败，王守仁还是有所收获。1998年，国家开始推行电厂改造，王守仁跑到河南灵州和德国合伙改造电厂。德国来了两拨人，一拨做财务投资，一拨做战略投资，总共投了27亿元。
“要搞股权投资，必须要引入战略投资。到一定时候，战略投资可以获利退出。”王守仁对创投的进入和退出加深了认识。
就在王守仁跟德国基金进行第七次商谈时，深圳当时的副市长庄心一让手下打电话叫王守仁回深圳，筹建深创投。时间是1999年7月，创投的大门终于开启。
创投发轫
王守仁介绍说，深圳创投业的筹备可以上溯到1994年。当时国家科技部就将深圳定为创投示范基地，深圳政府即成立了专门的调研工作组，市委组织部组织硕士、博士到美国学习风险投资。
1998年12月，科技部向国务院领导报送《关于建立我国科技创业投资机制的报告》，获批示，国家计委也向国务院提出尽早研究设立创业板块股票市场问题。1999年1月15日，深交所向中国证监会正式呈送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行成长板市场的方案研究的立项报告》，并附送了实施方案。
创业板看似即将启动。从1998年6月到1999年6月，全国成立的创投机构达到了130多家。
深创投就在此时筹建。它被寄予了厚望：培育创新类企业，为即将推出的创业板培养上市企业；做大深圳市金融行业规模，使新股停发后日渐萎缩的深圳市金融市场能够快速放大。
1999年8月，赶在深圳第一届中国国际技术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以下简称“高交会”）召开前，深创投以公司制成立。10月6日，公司签署了第一批七个项目投资协议和两个项目合作协议，协议金额达到7100万元。
在王守仁看来，“高交会不是高科技成果会，而是高新技术的投融资会，虽然不及上市，但它也是当时的一个退出通道。”
2000年，全国第一个地方性创业投资规章 《深圳市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出台，对当时的法规做了不少突破：降低创业投资公司的设立门槛；创业投资公司的资本金可以全额投资；允许成立创业投资管理公司。该规定成为后来全国出台同类规定的示范。
同年，深圳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成立。王守仁兼任创投公会秘书长，负责创投公会的筹建和运作。
“这时，深圳既有科技企业，又有创投机构、担保企业、产权交易所和高交会，初步建起了投融资的框架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可说是绝无仅有。”王守仁说。
深创投建立后，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科技股大涨。2000年香港创业板开，也一度暴涨。
“那正是科技股泡沫高涨时期，连美国也无法鉴定高科技企业。到了2000年上半年，纳斯达克开始下跌。”王守仁说道。
2000年，在深交所讨论何时开设创业板时，从理论界到政府层面一片悲观情绪。那时由于网络股泡沫破灭，纳斯达克被认为是失败的，“连纳斯达克都是失败的，我们搞什么创业板？”许多专家在会上质疑。
抱团过冬
创业板随后搁浅。为迎接创业板停发新股的深交所和创投行业双双受到影响。
到了2002年下半年，创投业举步维艰，创投机构纷纷改行。深创投是国企，不敢干别的，就去做委托理财来养活公司。有一次，时任深创投总裁的陈玮跟政府领导开玩笑说：“我们能不能不干创投，干点别的？”
同一时间，新华通讯社向国家递交内参，反映浙江江苏的创投机构只拿资金的30%做“正业”，剩下的炒股票，政府官员当起了董事长、总经理。
国务院总理朱基批示内参，交给国务院经济专题调研办公室副主任陈耀先，让他带团在北京调研。王守仁意识到：“这是举了大刀要整这个行业。”
北京不敢接待，出了个主意，让调查团到同样“哀鸿遍野”的深圳去。王守仁参与了接待。
但王守仁有底气说服陈耀先。尽管低迷，深圳创投业有它的独特之处。后来政府“睁一眼闭一眼”地让创投机构搞股票投资，“没有抓辫子，没有找茬儿”。
“我们是抱团的。”王守仁说，“深圳的创投形成了一股势力，一种社会文化。那时候庄心一市长，深圳所有创投机构，我们都有一致的意见。那就是，这个行业刚刚起步，特殊时期需要特殊照顾。”
王守仁给陈耀先打了个比方：“人们上荒山种树，你要不要人家在山上搭个窝棚睡觉？要不要人家在上山开地种个蔬菜？你总不能在树都没种出来的时候，让人死掉。”
陈耀先听罢点头，反过来问：“王守仁你怎么总是站在行业这边说话？”
“当然是站在这边说话。我们投砸了你又不补我，你照样当你的高官。”王守仁毫不客气。
王守仁的“不客气”是被深圳市政府“惯”出来的。2000年市政府颁布《深圳市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设立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并确认其法律地位，赋予创投公会相当大的职权。凡是涉及创投业务的政策制定，深圳市政府都必定邀请公会参加，让他们提意见。王守仁认为不符合行业发展规律的，统统顶回去。
“我认为，政府的财政支持还是次要，更重要的是政府把一部分的职能让渡给民间组织，实在难能可贵。”王守仁对深圳市政府的做法充满感激和赞赏。市政府听取公会的意见，取消了主管在公会的政府机构。
迎来春天
交易任务减少，在2002年-2005年长达4年寒冬里，王守仁和深圳金融业“大佬”们没有停下，为创业板再上征程积攒力量。
深交所现任理事长陈东征，前任总经理张育军，都曾带领团队到世界各国调查，出了大量研究报告。此外，还直接派人到大学进修。再就是对国内中小企业成长性进行调研，对董秘进行培训，前后举办了1000多场次。
“有段时间深交所都空了，而陈东征他们都没有停，这点非常难能可贵。”王守仁感叹道，“为了新生事物坚持了十年。”
2005年，深交所在全国54个创新园区对中小企业进行市场培育。截至2007年已累计与80余家地方政府机构签订上市资源培育的合作备忘录，与各地证监局、各主要地区上市办、金融办、中小企业局建立了联络人制度，与浙江、山东、福建、江苏、重庆等省市政府、证监局及相关机构设立中小企业联合培育中心。
王守仁也没闲下来，企业的融资困难让他心焦。他一直在想：“原本繁华的华强北上步工业区，现在大部分企业都走了，如果再不抓紧建设创业板，等纳斯达克恢复了，人家进行第四次科技革命了，我们还在后面跑。”
他把创业板形容为启明星，因为创业板追逐什么样的行业、企业，就给创业投资提供了方向。如果没有创业板市场，企业投资没有明确指向性，新兴行业得不到有效扶持。
王守仁对公会投入大量精力，制定公会行规、组织专题培训，还指导企业内部的管理和运作。
如今，深圳本土创投机构间的交流协作远比其他省市的强。深创投前总裁陈玮认为这首先是公会的功劳：“深圳是最早成立同业公会的，而且非常活跃，所以更能团结机构，大家对它也更认可，在它的旗帜下共同探讨一些事情。”
“低谷期是为了抱团取暖，后来大家形成了一种习惯，比其他地区的创投有更多联合。”陈玮说。
10月29日，创业板上市企业挂牌前的晚上，王守仁禁不住感慨：“深圳最大的优势在于金融力量集中，并且有一拨人为之不懈追求。”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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