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企业家》 黄亚生专栏

　　中国现有的分配制度使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很难支持消费

　　很多人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为由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及老百姓的消费不足，从概念和数据上来讲，这种理论都站不住脚。

　　任何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保障都不够健全，但是许多国家仍然在消费。印度的经济增长便是大部分靠消费—虽然印度人的储蓄率比中国人还要高，但是印度的消费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比中国大得多。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日本都被认为社保体系不健全，甚至现在美国的社保体系也经常受人诟病，至少不如北欧国家那么好，他们为什么依然愿意消费呢？

　　目前，中国在社会保障领域已经采取了很多改善措施，这可以提高人民的福祉。社会保障支出如果实施得当，能够降低民众为防范未然而进行储蓄的想法。

　　但是中国消费不足的根本症结不是出在社保体系不健全，而是因为居民收入增长太慢，居民支出多少完全是由收入所决定的，他们储蓄不全是防范未来，而是由于现在没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支出。

　　中国国民财富的增长存在严重的失衡，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家庭收入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的平均增速为11%，1989-2002年期间下滑至6.3%，目前这一增速回升到9%。而同期中国的平均GDP增长一直稳定10%以上，这说明增加的收入多数进入了政府和企业的口袋，而不是普通居民。

　　在印度经济中，每增长100块钱，有70至90块钱都转化为了居民收入，而中国每增长100块钱，只有40至50元转化为了居民收入，不能冀望在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快速地增加支出。

　　所以，中国目前刺激消费的政策理论和现实是完全相反的，“家电下乡”等政策是要让农民消费，而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钱可以使用，因为在一方面增加消费，必定会导致其在另一方面减少支出，但有钱的富人们却不可能因为这种政策而增加消费。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无法反映居民消费的真实情况。使用中国数据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其定义是什么，这个定义的关键点就在于“社会”。“社会”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老百姓，一部分是政府机构和企业。

　　通过把过去30年政府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收集起来，以及研究国家统计局每年的居民收支调查，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到90年代中后期，如果政府公布的零售额是100元的话，只能在居民收支调查中找到60至70元，也就是剩下的都是机构消费的。因此在目前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有可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都是机构消费所贡献的。

　　即使是居民收支调查，覆盖的对象也主要是城镇中的工作人员，那些没有工作的人以及农民很少被覆盖进去，所以，那些看上去还不错的数据背后的真实情况可能会没有那么乐观。

　　中国人的储蓄最后都用在了一次性消费上，比如婚丧嫁娶以及购置房产。但这种一次性的消费都不是持续拉动经济的真正动力，真正的消费是美国人那样平稳地将钱花在日常生活中，而那种一次性消费恰恰增加了居民的储蓄倾向。

　　要刺激消费的关键也不是让政府和企业多花钱，而是要平衡国民财富增长的分配，增加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因为他们的消费倾向比政府、企业以及富人都要高。

　　发展服务业是吸收低收入人群就业的主要途径，很多人认为服务业主要就是IT、金融等，其实不然。

　　印度的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例比较高，但它的服务业主要的形态是个体工商户。但在中国，这个群体的数量在2001年达到高峰后随即下降，最近才开始又有回升。中国要真正转向消费型经济，还需要认真地重新考虑目前专注于巨额投资和出口的观念，而如何提高民众收入，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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