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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盖斯特:要增长还是要幸福

  专栏

  传统的盎格鲁—萨克森式经济思想到了应该全面反思的时候

  最近,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宣称,他希望西方国家少强调一些经济增长,多把注意力用在确保国民生活幸福方面。不熟悉近期经济和金融产业发展趋势的人可能会认为,这只是法国人的过度浪漫,或者是不愿全力应对更紧要经济问题的托辞。

  萨科齐的观点既不浪漫,也并非不现实。这种观点的提出预示了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变迁。人们不再简单地认为GDP增长马上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而开始强调如何让经济增长促成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就是说在医疗保健水平、退休保障、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就业状况等方面做出改善。

  这种关注面更广的观念,其核心部分是对于盎格鲁—萨克森式经济思想的质疑。盎格鲁—萨克森式的经济思想强调高度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大鱼吃小鱼的思维方式,以及对社会上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冒险家”积累大量财富的赞赏。它的存在有一个前提,就是社会和市场都要在政策制定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影响下发展。

  近三十多年来,里根—撒彻尔经济思想在美国和英国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它将面临另外一种思想模式的挑战。亚当·斯密曾断言,保证了每个人的私人利益也就保证了社会整体福利,现在这句话得换个说法了,社会整体福利和个人利益必须统一,而前者比后者更重要。这在美国肯定会激发一些多少有点幼稚的讨论,尤其是美国是不是在滑向“社会主义”的问题。

  对盎格鲁—萨克森自由市场模式的质疑,促使萨科齐采用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兼顾的评价标准。很明显,英美一方,与包括西欧和日本在内的另外一方之间的分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在扩大,现在还是没有缩小的迹象。那么美国的经济政策是怎样开始如此醉心于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的呢?

  答案可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不同经历中找到,美国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与世界其它地方是有所不同的。那时候欧洲经济举步维艰,二十年代德国的超级通货膨胀使其在贸易和国内经济政策方面都受到了影响。在德国的国际支付问题导致了战争之后,二战后时代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就是集中运用公共政策工具,坚决避免通货膨胀。欧洲的观点,简单来讲就是通货膨胀是最主要的经济问题,因而也最需要警惕,这首先主导了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政策,后来又主导了欧洲央行的政策。

  美国的经历不一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导致了两位数的失业率以及经济活动的严重缩减,促使罗斯福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也成立了许多政府职能部门,这些部门到今天依然存在。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通货膨胀一直都不是美国的主要经济问题,即使在后来,通货膨胀水平跟欧洲的比起来也不算严重。

  经济增长一直都符合美国经济追求的收入不断增加的目标。在战争结束、经济恢复活力之后,两者更是被看作了一回事。美国的金融机构很快就发现,社会上需要信用产生机构,这对GDP的贡献跟增加消费量一样。增长要靠消费者和私人企业来实现,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即使是三十年代设立的那些维护稳定和提供金融保障的机构,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已经被边缘化了,金融市场被放开,开始对经济施加魔力。

  欧洲的经验与美国不同,他们更多地依赖于政府支出而不是消费者支出,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更强调中央政府的整体规划。欧洲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被责令优先并且主要对抗通货膨胀。美国人的目标则要简单得多。

  近期的事态发展也在彰显这一区别。在雷曼兄弟崩溃之后,欧洲央行降息步伐很慢,而美联储动作很快。华尔街对此颇有微词,他们担心的不是经济政策而是资金流向。如果欧元利率持续高于美国利率的话,资金就会从美国流出,而那时恰恰是银行业最缺乏流动资金的时候。

  在美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报道还是会占据新闻头条。因为在未来几年内实现经济增长都很困难。面对短期内的经济形势,欧洲和日本已经准备接受较低增长率的发展路线,采取咬牙坚持的做法,而美国始终是乐观情绪弥漫。如果我们从美国的乐观主义中减掉夸张成分和政治因素,欧洲的做法可能更现实,更能给国民带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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