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学者提出这次经济危机更是一场理论危机，要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就需要思想革命■会议综述■本报记者柏晶伟岳振

　　经济危机下的政府宏观调控究竟应该怎样出手？尽管来自各界的观点都认为，中国在应对本次危机中采取的各项措施，其结果符合预期，但是在理论上，依旧有一些模糊之处，而本次危机并没有使这些理论“盲点”得到化解。

　　10月17日，在由首都经贸大学财税学院举办的“经济危机与政府宏观调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财科所、国家行政学院、社科院、武汉大学以及全国众多财经院校的专家学者提出以上命题。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尚不明了

　　“经济危机是怎么来的？应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武汉大学副校长吴俊培教授如是说，但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理论基础，包括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都认为“看不懂”，后来他把自己阐释的理论和传统的理论综合起来，写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为“看懂了”。

　　但是“这样一种‘看懂’的成果，经过几十年以后，又被后人认为是不对的”，吴俊培教授说，萨缪尔森“把宏观跟微观看作是一个理论，不是两个理论。”现在看来，萨缪尔森并没有把所谓的两张皮变成一张皮，“这表明经济危机的根源问题并没有解释清楚。”

　　吴俊培教授认为，从更深层次上讲，这次经济危机更是一场理论危机，而“这个理论危机就是文艺复兴以来工业化奠定的思想危机”。因此，“要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就需要思想革命，现有的理论尚不足以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尤其是西方的一些问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赞成吴俊培教授的看法。他说，现在，在危机冲击之下，主流话语讨论的问题很多是人的贪婪问题、监管不足以及种种技术层面的问题，“但似乎还没见到一个比较有分量的、严肃的、按照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层面的探讨来分析和认识这次危机的研究成果。”

　　贾康说，如果不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层面，对现在的经济危机就不可能得到透彻的认识。尽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基本矛盾的表述，需要与时俱进地继续探讨”，但是“它的视野、认识的深度是值得坚持的。”

　　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是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这个矛盾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就是“大量的分散持股”，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马克思的表述在字面上认识这个矛盾。”贾康举例说，“你能说通用汽车公司是谁的私人产业吗？它的股权结构是如此分散，但是它的私人占有的性质是变了？还是没有变？这个问题需要学者进行严肃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表达了相同的忧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位经济学家对这场经济危机的演化发展做出特别恰如其分的分析和判断。

　　之所以出现无法清晰认识的状况，高培勇认为，可能是因为我们既有的经济学原理分析手段，已经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得如今的分析工具不够用了，我们的调控手段可能和经济的现实之间发生某种偏离了，也可能是没有经过深入而扎实的调研，所以难以得出恰如其分的看法。

　　高培勇说，当我们面对一个变化频率非常高的经济背景的时候，以往分析的理念、工具以及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我们的思维习惯，都可能遇到严峻的挑战。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及时跟上社会发展进程，或者是俯下身去潜心调研，不能满足于书斋里的传统分析方法和手段。

　　调控理论能否摆脱“两难”困境

　　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无疑有其复杂的理论基础和程序定制，因此“讨论经济危机与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是对当代世界的最高问题的重新思考”，吴俊培说。

　　在具体的调控手段上，“当前财政政策面临两难，在理论上需要突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说，面对危机，全球很多国家采取的财政政策的步调或者特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扩张性和积极性的财政政策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做法，具体的措施包括减税、发债和增加支出。

　　但“在理论上，这样的行动是有争议的”。比如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是市场机制失灵的结果；而奥地利学派却认为经济萧条是人为造成的，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必然造成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的交替。

　　两个学派对经济衰退时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分歧，都主张政府实行减税政策。但是在支出政策上，凯恩斯主义主张在支出方面使用扩张性的政策，也就是减税与增加赤字；奥地利学派则主张收入和支出的同时削减，要压缩政府开支。

　　倪红日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带来的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成为引发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同时由于赤字以及政府债务的扩大，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会带来新的问题。但现在全球的调控措施基本上都偏向了凯恩斯主义一边。奥地利学派认为政府对经济干预只能使经济更糟糕，倪红日认为“应该重视这个意见”。

　　尽管在理论上陷入困境，但贾康对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政府调控之效果评价甚高：“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表现最好的国度。”虽然危机“自始至终是外部的，中国内部不存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但中国必须做出重大的政策转换和调整”。

　　在政策转换之后运行到现在，中国已经顺利地使国民经济从今年年度前期的增速下降趋势，转入到了后期的增速上升趋势，国民经济也有望达到全年增长8％左右。贾康认为，“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趋势上看，已经不存在恐慌心理，不存在去年秋后的突变对经济运行前景丧失信心或信心动摇的压力，也已经不存在通缩压力。”

　　贾康建议，应该珍惜这个“调结构，转方式”的良好时机，在产能方面做得更实一点，现在完全有必要加大这方面的力度，而加大力度的关键是更有效地运用经济手段。

　　然而，对于是否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欧盟各个成员国现在发生了意见分歧，中国从今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对税收政策实际上进行了一些微调，比如提高卷烟消费税税率。倪红日说，“严格税收监管来增加税收收入，这个情况实际已经非常明显。”贾康的意见是，“优化结构不能够靠自以为高明的操作性的设计，应该让其在竞争中去优化，而政府要做的是对合理的竞争环境的维护和必要的引导，要侧重于消除不必要的垄断因素，逐步推进资源性产品比价关系的调整，以及推进资源税赋关系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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