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陕西省行政学院副院长曹钢

　　文/本刊记者 侯耀晨

　　 近日，本刊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陕西省行政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农业组副组长曹钢。以下是此次采访实录：

　　《中国商人》：陕西历史上不同时期都出现过那些商业集团，其最后衰落的主要原因何在？请您介绍一下其中的情况。

　　曹钢：每个时代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能不能适应社会发展，是一切群体和个体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就陕商的形成与发展来说，有四个阶段:

　　第一、陕商在唐以前贵为“国商”，代表中国全国的商贸水平，在明清时期仍与晋商、徽商并称三大商帮，位列三者之首。它是区域商业和国家商人相互融合发展起来的，在更大程度上是依赖国家和中央政府的，随着国都的转移，本身对陕商来说，就是一个大的转变，削弱了它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明清之后，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国滋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海洋文化、现代产业取代封建文化、古老商业的大变革时期。回民起义是对陕商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陕商的衰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而不应该简单地归结到某一历史事变上。比如陕西人的文化素养、创业精神，以及历史商业经营模式对现代文明的不适应等，则更是本质性的影响因素。再如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外国资本主义文化在沿海地区的渗透、近代洋务运动兴起等，都在客观上决定以黄土文化为基因的古代商业模式和商业文化的衰败。

　　第三、解放后，在国家布局政策的作用下，特别是三线建设中，中央在陕西投资了一批大型国有资产企业，奠定了陕西工商业的基础，这个阶段是陕商发展较好的时期；

　　第四、一个地区商帮、商誉的影响力，实则是靠这个区域的企业发展、经济水平，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水平作支撑、为依托的。现在浙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并且能够走出国门到国外发展，这是他们雄厚实力的体现，主要是民营经济有实力，这自然在全国各地树立了他们的商帮形象，让人们非常直观地看到了一个有实力商帮的影响力。但是回过头来看陕西，国有经济仍然是主体，工业中国有经济还占到8成以上，民营企业发展严重不足，企业发展水平低，企业品牌差，也没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家，因此“陕商”自然就无人提及。

　　 《中国商人》：如果说陕商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不能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变革的脚步。那么，要重振“陕商”，应该怎么做呢？

　　 曹钢：“陕商”作为陕西区域工商群体实力及其文化的概念，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研究“陕商”，重在提升陕西的工商业文化，促进陕西企业做大做强，推动全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振兴“陕商”，寄希望于以下四个突破。

　　一是企业活力的突破。企业活力是“商帮”影响力的根本所在，振兴“陕商”，首先必须强化陕西企业活力。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几度作为国家投资的重点，形成一大批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经历着一次历史性的制度改革，而陕西这种变革仍然远不到位，甚至落后于全国的整体步伐。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创造社会财富的份额要低于全国20个百分点。“十五”期间，全国民营经济的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民营经济所具有的天然市场机制活力，在陕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是群体壮大的突破。“商帮”是一支以企业为骨干的群体力量。一方面要企业有活力，另一方面群体队伍要壮大。陕西企业群体存在着自身缺陷：群体队伍发展部分和产业集群发展不成熟。

　　由于改革的滞后和区域工商文化的薄弱，陕西至今尚未出现过真正的民众创业高潮。创业仅限于少数人的狭小范围中，经济还主要靠传统的国有企业支撑。民众创业气氛严重不足，民众创业参与度极小，始终没有形成民众性创业队伍。加上行政干预的强化，国有企业并没有真正融入市场中去优化产业结构、扩展产业集群，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去做大做强。从结构上看，陕西工业存在严重的“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问题，主要集中于能源与有色金属等资源性产业，多属生产资料性产品，远不像轻工业那样与民众生活直接关联，具有那样广泛影响力，相应也制约区域“商帮”的影响力和民间的认可性。

　　 三是科技创新的突破。振兴“陕商”，取决于陕西科技力量作用的充分发挥，由此带动经济创新水平的提高。从现实看陕西科技作用发挥不充分，主要存在“三个脱节”：一是中央企业、国防科研机构与地方经济发展脱节。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与传统产业创新脱节。三是发明创造与企业主体创新脱节。陕西科技发明、专利成果在全国的位次靠前，具有较大影响力，然而反映企业主体创新能力的一系列指标却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造成发明成果和创新技术的转化及应用能力薄弱。

　　“三个脱节”表明，陕西经济中的科技创新方面存在较大的薄弱环节，同时具有较大的可挖潜力和机遇条件。倘若能够把“三个脱节”转化为“三个结合”，就一定能扩大“陕商”的对外影响能力。并真正在国内、国际占据一定地位。

　　 四是重塑“陕商”精神。每个“商帮”同时是一种工商文化和商业精神。由于陕西省在较长的时间内缺乏对“陕商”文化的系统研究，“陕商”精神的真正内涵尚未挖掘出来。好的工商文化、商业精神可以塑造出一批成功的创业者，具有良好的商业精神是一个成功创业者必备的心理素质和文化内涵。振兴“陕商”必须重塑“陕商”文化和“陕商”精神。

　　 《中国商人》：你是怎样看待历史上的陕商与现今的关系的，在重塑“陕商”文化和“陕商”精神过程中，具体应当怎么操作？

　　 曹钢：复兴新陕商，未必要用陈旧的口号拿回到历史，也没有必要借古人的名誉来恢复曾经的陕商，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具体来说，重塑“陕商”文化，要坚持“四个结合”：

　　一是历史与现实结合。讲究“陕商”，一些人总理解为研究历史的商人，这是很片面的。“陕商”更应是个区域概念。研究历史重在为现实服务，挖掘历史文明，寻找历史文明发展的真谛，要弘扬这种文明和真谛于现实中，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所以历史与现实结合，应该成为“陕商”研究的基本单位。

　　 二是学界与商界结合。“研究”似乎是学术界的事，然而“陕商”研究决不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不能就研究说研究。“商”是“陕商”的文化主体，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主体。没有商界的参与，研究就会缺乏目标、脱离实际、缺乏支点。

　　三是官方与民间结合。“陕商”文化事关陕西工商队伍的形象、事关又好又快发展、事关陕西文明及和谐社会建设，不只是民间的事。研究和弘扬“陕商”精神光靠民间力量是不够的，只有走官、民结合的路子，才能使研究有目标、有实效、有深度。

　　四是倡导与实践结合。研究、弘扬“陕商”精神不能搞空对空，而应该寓研究、弘扬于实践之中，使研究成为身体力行、实实在在地树立和塑造文明的过程。真正优秀的工商文化不是写出来，而是做出来的，是由一个一个商家的言行所表现出来的，最终成为一种气氛和环境，受到广泛的推崇和遵循，这正是它的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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