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一生最为钟情两部小说—《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为前者她写了一本《红楼梦魇》，为后者她花了很大的功夫将之翻译成国文和英文。这或多或少是胡适研究白话小说工作的延续。

　　1954年秋，身在香港的张爱玲将她新出版的小说《秧歌》寄给胡适，并附信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赞许的《海上花》那样“平淡而近自然”。由此，张爱玲和胡适开始了短暂的书信联系。次年11月她去纽约后，和胡适有了更多直接的交往，得叙两家的前缘。

　　“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

　　胡适和丰润张家，有多重关系。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回忆说，童年时代她看《胡适文存》是在父亲的书桌上，与较不像样的书并列。而她的母亲黄逸梵，还“跟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她和胡适认识，很可能是她在英国留学的时期，当时胡适以“中英庚款”委员的身份赴欧，在英伦逗留数月之久，多和留学生见面。但同桌打牌，则更可能是胡适到上海就任中国公学校长之后。胡适1928年2月17日抵达上海， 4月30日正式接任中国公学校长，后来发生《人权论集》事件，于

　　1930年5月15日辞去校长之职。两人长达两年的时间同在上海，很可能有机会见面。

　　1955年张爱玲与胡适在美国相会，张爱玲得知“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张爱玲所说的“小忙”，在胡适11月10日的日记中有一段简要介绍：

　　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张爱玲，author of《秧歌》。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澂），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关于张佩纶作书介绍胡传给吴大澂，张经甫代胡适兄弟撰写的《胡铁花先生家传》里有一段记述：

　　“先严素志四方，尝言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始必东北。苦东北图志阙如，遂慨然欲游历东三省，考其形势，以备非常。族伯嘉言先生（善文）愿以三千金助三年游资。先严受二百金，留百金于家，携百金以行，时光绪七年七月也。抵京师，某钜公一见倾心，问曰：‘东边僻远，设游未遍而资罄，奈何？’对曰：‘边军多淮人，资罄则投军充军吏或防勇，积半年饷，可复游。’某公壮之，作书介于吴太仆（大澂）。”（见《台湾纪录两种》，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1951年）

　　文中所称的某钜公，即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吴大澂，字清卿，号愙斋，和张佩纶同为光清流党成员，两人为莫逆之交。《涧于日记》中记载，光绪初他们同在京师，酬唱无虚日，往来非常密切。他们和张之洞、黄国瑾等构成清流派的骨干力量。

　　胡传步入仕途的关键人物

　　光绪六年初，吴大澂奉旨以三品卿衔前赴吉林，随同吉林将军铭安（字鼎臣）帮办一切事宜，四月中旬他入都陛见后首途吉林。赴东北前，吴大澂本在办理中俄伊犁交涉，因东边俄又越界设卡，形势急迫，遂有调派吴大澂之命。此前的光绪四年，崇厚以全权大臣身份使俄，张佩纶上折《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对崇厚取道海路及“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提出异议，后果如张佩纶所料，崇厚上当受骗，虽然收回伊犁城，却割让大片土地。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更遣曾纪泽往俄更约，争回伊犁南路七百余里。”（《清史稿·崇厚传》）吴大澂曾被派往西北左宗棠麾下差遣，虽然未成行，但可见他和张佩纶都对中俄交涉异常关注。吴大澂帮办吉林，仍然是俄事的延续。胡传既“尝言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始必东北”，必然和张、吴都容易产生共鸣。

　　科举是清代士人步入仕宦的正途。胡传在科举上却极不得意，他先后五次参加乡试，皆未中举。光绪七年，他已经四十一岁，胡家在上海经营的店铺适遭火灾，他前往上海处理，为身在南京的族兄嘉言招去。嘉言问他未来的打算，他表示，“上年朝廷遣崇地山侍郎为全权大臣出使俄罗斯，议收回伊犁地，办理不善，众议哗然。南皮张香涛侍御弹之，语尤剀切，其疏中有‘东不能薄宁古塔’语……钝夫揣摩天下大势，俄人已占据东北边地，逼近东三省，岂有不薄宁古塔之理？”遂决定放弃科考，另辟蹊径，前往当时人员稀少的苦寒之地谋发展。

　　胡传于光绪七年七月抵达天津，访问了绩溪同乡章洪钧（字芹生），到北京后又见到族兄胡宝铎（字虎臣）。早在同治六年江南乡试时，胡传和胡宝铎、曹汝济、章洪钧四人被同时荐卷，其他三人皆中，独他落榜。胡传抵京时，吴大澂已升太仆寺正卿，改为督办。胡宝铎与吴大澂为戊辰同年，但不很熟识，他建议他转求章洪钧。与此同时，胡传的同门姚子良也愿意请彭福孙（字颂田）为他通融，因为彭受业于吴大澂，有说话的机会。

　　到吉林后，胡传成为吴大澂的幕僚。一年后，吴保举他为知县，从此进入官场，最后官至台湾省台东知州。上述举荐他的三人当中，以张佩纶分量最重，是胡传得以步入仕途的关键人物，正如后来胡适日记中所说，“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

　　十年后不忘引荐之谊

　　张佩纶性格峻刻，即使对朋友也不稍稍假借，他能这么大方地推荐与他素昧平生的胡传，和他的业师夏寿人有很大的关系。夏寿人，名如椿，上元人，是张佩纶中举前的老师。张佩纶幼年跟随父亲张印塘在浙江生活，咸丰四年张印塘病逝于徽州后，家属仍在南方。张佩纶等得到张人骏的父亲、曾任华亭知县的张泽仁照顾，并为延请塾师，张佩纶的业师夏如椿、陆廷英都是江苏人。同治六年胡传乡试下第后，曾进入刘熙载主讲的龙门书院就读，同门中就有夏寿人。张佩纶在稍后致吴大澂的另一封信中略提及这层关系：“胡君传与敝业师夏寿人同在龙门，其去吉林欲在麾下自效。佩纶未敢力荐，愿私布其下忱，倘可收录，乞即与六厩马群并供驱策耳。”

　　张佩纶的推荐信写得相当得体，举荐一个未深交之人，重点突出他重经世之学的可贵，并以古义相励，也未说过分吹捧的话，还将胡传的基本情况以及他和胡宝铎、章洪钧的关系托出，使得吴大澂能够重视这位远道投奔的落魄秀才。

　　胡传和张佩纶再次联系已是四年之后。光绪十年，张佩纶在中法马尾海战中战败，次年四月初谴戍张家口。

　　光绪十六年，张佩纶早已从塞上赐还，并成为李鸿章的女婿。胡传也于两年前由吴大澂札调郑州襄办黄河工程，大工合龙，吴奏保胡传襄助有功，得旨“以直隶州知州分发省分补用”。 胡传十六年赴京候补，得签分发江苏。离京后路过天津，他去拜访了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四日：“午后……胡守三直牧传过谈。琴生旧交，清卿故吏，入都引见。”从张佩纶举荐胡传，到这次见面，将近十年过去了，两人都今非昔比。胡传虽仅是地方官员，但相较十年前境况是天壤之别。而张佩纶却几沦为废人，虽然在李鸿章幕中，但过得并不愉快，且仍为朝中所忌。胡传不忘十年前张佩纶的引荐之谊，专程去看望故人，可见当年张的一纸书信，对他一生是多么重要，所以他一直温暖地记在心头。

　　张爱玲对那一段因缘不很关心

　　对于张胡两家历史上的这一段佳话，在张佩纶这边，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他日记中提到胡传不过两次，文集中也仅仅两三次。时过境迁，到他那不很关心祖上事的孙女张爱玲，就更不晓得这一段因缘了。

　　但是在胡家，这件事不仅胡传记着，到了他的儿子胡适，也依然如此。胡适留意这件事，并不是始自1955年他和张爱玲在美国相会之后。至少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对世人提起过张佩纶引荐父亲的掌故。

　　胡传于光绪十八年应台湾巡抚邵友濂之奏调，赴台湾供职，最后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诏臣工内渡”（胡祥木《铁花胡公家传》），胡传于1895年8月离台内渡，22日病逝于厦门。胡传病逝时，胡适年仅三岁八个月。三十多年后，胡适已是名满华夏。胡家和张家的下一代也有了交往。除张爱玲《忆胡适之》里提到的黄逸梵与胡适同桌打牌外，胡适和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堂伯父张志潭（字远伯）也有短暂的往来。这在胡适的日记里有多处记载。

　　记载与张志潭交往的日记，是在胡适离开上海中国公学，到北平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期间。日记中提到的杨昭隽，是张志潭延请的家庭塾师。张志潭的父亲张佩绪，清季曾出任过安徽芜湖道尹，是张佩纶的亲弟弟。10月11日那天，胡适“八时二十五分搭平吉直通车来天津。自北京直达吉林，昨日第一次通车，共计需三十六点钟，回想五十年前先父铁花先生由北京到宁古塔，坐骡车走了四十二天，约一千点钟，不能不说是进步”。胡适应该知晓张佩纶即是张志潭的伯父。当天的晚宴上，胡适是否像多年以后他和张爱玲在纽约相会那样，与张氏兄弟叙叙张佩纶、胡铁花那一段旧，大概是很可以想象的罢。

　　最后一次看见胡适先生

　　胡适1949年4月离开中国大陆赴美，在美国逗留长达九年，直到1958年4月回到台湾。据学者研究，1955年胡适与张爱玲在纽约叙旧那段时间，是胡适一生中最暗淡的岁月。曾经名满天下的胡博士，而今是门前冷落鞍马稀，这种落寞和失落，也许不仅是胡适个人的遭遇，更是时代的一个象征。张爱玲提到“适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书摊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没有买。又说正在给《外交》杂志（“ForeignAffairs”）写篇文章，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他们这里都要改的。’”张爱玲无愧为微物之神，即使这样微末而意味深长的细节，也被她轻巧抓住：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1958年，胡适离美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0年2月16日晚上，胡适写了一篇《张佩纶的涧于日记》，回顾张佩纶和胡家的因缘，引述了张佩纶日记中有关胡传的文字。文中说他曾于1946年在北京东安市场书店翻阅《涧于日记》，“随手翻开，即见先父的姓名。”他还抄录了《涧于日记》中记载章洪钧逝前逝后的内容，称赞幼樵先生对章琴生的友谊使人感佩。这大概是胡适最后一次提到张佩纶。

　　张爱玲一生最为钟情两部小说—《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为前者她写了一本《红楼梦魇》，为后者她花了很大的功夫将之翻译成国文和英文。这或多或少是胡适研究白话小说工作的延续。“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张爱玲之于胡适，与胡传之于张佩纶的关系，何其类似，交往虽然并不多，但何尝不是吾党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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