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台湾作家龙应台一直在香港大学的工作室闭关写作。在这个城市，她的父母与离散40多年的长子重聚；在这个大学，朱光潜散过步，张爱玲听过雨，胡适之领略过璀璨夜景；龙应台也用足一年光阴为过世的父亲、失忆的母亲以及饱经战争痛苦的上一代人献上一份告别礼物，目送着他们的身影渐行渐远。

　　“龙应台不是笔名，是真名。”父姓龙，母姓应，作为父母于离乱中在台湾诞下的第一个孩子，这名字本身就像一枚留有大时代痕迹的私人徽章，试图记录下六十年前一个家庭被时代巨轮卷离故土的迁徙脚步。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部《目送》的续篇。”龙应台在香港大学写作工作室内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的专访，如此形容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小儿女不著史

　　提到“1949”的主题，台湾的友人第一反应是龙应台要写跟随国民党大撤退到台湾的“外省老兵”了，大陆或香港的友人第一反应则是她要写“新中国六十年”了。不同背景中的普通人对于60年前以及60年来的历史依旧有着迥异的感情着力点。

　　2008年，专程赴斯坦福大学查阅蒋介石1949年前后的日记之后，龙应台反而立意，这一次说故事的主角不是大人物，而是小儿女。尽管书中也收录了马英九、萧万长、白先勇等政治人物或名人后代的故事，“也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同代人。”

　　于是，龙应台经历了将近400天的游走、探访、阅读、聆听、记录和创作，足迹横跨海峡两岸，遍及台湾、香港、南京、长春等地，用自己父母的故事为牵引，带出一个个被“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躯”的小人物，一个个在战争烽火后仍无法自主命运而“一生动荡、万里飘零”的幸存者。

　　“我只是一个历史的学生，而不是历史学家，这本书不是历史的学术著作，我要它是一部文学的书。”龙应台再三强调。

　　她固执地认为，历史学术著作诉诸知识，触碰的是读者的头脑和理智，而她渴求通过文学来触碰读者的心。

　　面对庞大的历史资料和口述实录，龙应台再次感到自己像“闯入大兴安岭的小红帽”，在一个碎片和另一个遥远的碎片之间寻找着关联。直至2009年4月，她仍在主线的摸索中焦虑。

　　龙应台最终在笔下呈现这样一幅画面：60年前，200万溃退的国民党老兵和眷属，被日本殖民数十年的600万台湾本省人在台湾相遇，为这个岛屿日后衍生的“蓝绿”对立与矛盾埋下“隐忍不言的伤”。

　　龙应台觉得，形容那些战败者中普通人的际遇，没什么比“大江大海”更贴切：“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

　　“我没有任何兴趣或者意图去做任何历史的价值判断，或者解说。”龙应台在访问中为己辩护，“我不想谈历史是非，甚至没有民族界限，很多读者带着自己既有的价值判断可能会跳起来。”龙应台认为，无论“蓝绿”之间，还是海峡两岸，不同族群和不同年龄层对彼此都有刻板印象：“我不想做知识分子指点江山式的说教，只想展示刻板印象后面的来龙去脉。”

　　创作过程中，有台湾企业家表示希望资助这本书在台湾完成，龙应台婉言谢绝。她认为由香港大学为一个华文作家提供这样一个写作环境，对整个华文世界具有典范作用。“我的心情是，这本书是我烧的一柱香，敬献给无论哪一方。”

　　“还有五分钟就12点”

　　1949年，24岁的美君匆匆走出老家浙江淳安，和平常一样给母亲留下一句“很快就回来”，甚至没有回头多看古城两眼，怎知“上了船就是一生”。

　　几十年后，美君坐车行驶过台湾屏东，已经连最疼爱的女儿都不记得了，竟突然一指前方，“转过去就是海公祠了”—残存的记忆中还有家乡的海公祠。

　　龙应台说，父母一代就像街道两旁承接着整个城市落尘的行道树，默默守护下一代疏于问津的历史尘埃。少年时多少次，父亲槐生拿出1949年与祖母临别时被塞进怀里的布鞋底，兄妹几个却没有更多耐心留给那些重复的往事—直到父亲不再诉说。

　　40岁以后，龙应台开始真正想要了解父母。她特意带80岁的老父去听京剧《四郎探母》，在那苍老的面孔上“一直流、一直流”的泪水中更深地听懂了父亲此生唯一会唱的旋律。

　　“我做这本书，套用一句英语的说法，‘还有五分钟就12点’了。”

　　对“1949”主题的动念源于20年前，正在德国生育次子菲利普的龙应台见证了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时刻，开始思考“1949年是一个大分水岭，所有的大分裂、大流离都始于这一年”。

　　一晃20年，龙应台看着两个儿子长大，也亲历父亲去世、母亲失忆。“我突然发觉，一扇历史的门关上了，回头去看时，另一扇门也关上了。”

　　龙应台终于在2008年带着急迫感起步。“20年前我写不出来，必须经过自己是母亲的历程，然后亲历父母的变故让人开始思考一些人生本质的问题。”新作第二次刊印多了一纸“蝴蝶页”，上书“献给美君”；第三次刊印，又改为“献给美君和槐生”。

　　“这应该是一个女儿对天下父母亲充满感情的致敬和告别，作为女儿的角色回望上一代人走过的路，浮现出父母的少年。台湾有很多人买这本书送给父母，也应合了我最初的希望。”

　　写作的过程免不了跟时间的赛跑。龙应台和她在香港、台北的两支资料搜集团队经常遇到类似的场景：10多岁的小孙子接起电话说，“老人刚刚才走。”

　　当然，也有被日军俘虏后送往海外集中营的老兵接到电话后冲口说出，“我知道为什么战友们全都死了，我一个人活到90岁，我在等待这个电话。”

　　台湾社会一次集体疗伤

　　龙应台不讳言，新作的第一读者是台湾人，是父母一代、同一代以及更为重要的“20多岁这一代”。

　　她发现，不少台湾年轻人并不知道国民党将领孙立人是哪三个字，也搞不清楚“法币”和法国的钱币有什么关系。“怎样让20多岁的人觉得好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龙应台一再放弃更显宏大叙事的写作方式，以家族故事切入，用为次子菲利普所录制的“母亲口述家史作业”为开篇，选择“最柔软的方式”讲述。

　　同时，龙应台也预计到自己可能引发的争议。比如，台湾内部“深蓝”的部分看到她笔下对被日本殖民者强征上战场的台湾人个体悲惨命运的同情“可能要跳起来”；“深绿”的部分看到她对溃退至台的国民党军队的柔软描摹也“可能会射箭”。书刚一出版，有年长的台湾读者愤怒地来信，指责她将父辈列为“失败者”。“你能看到，这个伤其实还没有过去。”龙应台说。

　　然而，更多台湾读者给了龙应台热情的反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14天内就已追印至11万册。此前，她的《目送》一书长达半年之久位居台湾销售排行榜冠军，整整一年在台湾售出15万册。热销背后，折射出的是台湾几代人对“1949”所牵出议题或明或暗的关注。

　　龙应台相信，自己的书已经在台湾发生了“集体疗伤”的作用。“所谓的‘外省’和‘本省’已定义了多少年来政治等各个层面的纷扰。那200万人和600万人不太知道对方的伤口，这60年来就是将就着凑合着过，出现问题就紧急处理一下，但是从来没有在一个安静的时刻互相问问，你到底伤在哪里？有人说这是一次社会的集体治疗，台湾人终于来看一下自己的伤口，疼痛的地方热敷一下。”

　　还有年轻读者致信，读书之后回家采访了自己的父母亲和祖父母。“我觉得自己所有的工夫都是值得的，”龙应台说。

　　我的内心有大陆读者

　　“我特别想说，如果这本书在大陆出版，其实副标题应该是《你所不知道的台湾》。”

　　龙应台认为，在60年这样一个时间的关口，大陆庆祝“建国大业”理所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有很多东西可以庆祝，尤其是在脱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孙志刚事件带动的法治进展等诸多改革，所有华人都应该为之高兴。”她认为，这本书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起点，让大陆读者看看他们并不知道的台湾的另一面，“60年来那些人离开海岸线后的故事和痛处。”

　　龙应台回忆说，《野火集》出版时自己还没有去过大陆，后来惊讶于著作在大陆的反响，才开启了学习和认识大陆的过程；在《亲爱的安德烈》出版时，开始好奇大陆读者会怎样看待自己和儿子安德烈的母子对话。

　　“这次跟前面20年都不一样，我尽管自始至终对着台湾读者说话，但我也时刻知道，自己从来没这么深地把大陆读者放在内心过。”

　　龙应台说，“其实，最理想的是我也在大陆生活过，能够了解大陆民众内心最深处，再来写这本关于‘1949’的书可能更好。可是我对大陆的理解和认知毕竟是有缺陷的，我可以从阅读和研究中去了解所有历程，但我没有在两只脚踩在那片泥土上的生活经验，所以对于那里的人们的情感没有把握。我其实没有资格去写大陆那边的事情，而且那也不是这本书要处理的内容，而完全应该是另外的书。”

　　“如果台湾有这样一本书，写大陆的应该有一万本。”龙应台认为，同样需要让台湾人触碰到他们所不知道的大陆，让台湾人有机会对大陆人的刻板印象作一个新的处理。“大陆人的伤痛，台湾人所知的也不多。”

　　追火车的兄，爱画船的妹

　　回归学者身份以来，龙应台客居香港六年，这块宝地对于龙家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1987年，槐生和美君第一次与1949年被他们留在龙家湖南老家的长子龙应扬重聚，地点就选在香港。大格局的大分裂数十年之后，小人物用血脉亲情弥补着团圆。

　　“当然是抱头痛哭，带着一辈子的想念跟渴望。”龙应台不只亲眼见证一家团聚，还是她亲自找回了这个失落的哥哥。

　　23岁的龙应台在美国留学时，向父亲索要了湖南老家的地址。“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做这件事，姑且一试，真的收到回信时吓了一跳。可以想见，应扬当时在湖南山沟里接到一封美国来信，知道自己后面还有弟弟妹妹，该是巨大的原子弹一样的爆裂吧。”

　　谁说孩子的童年就没有大时代的车痕？年幼的龙应扬死活不离开祖母的怀抱，于是错过了与母亲一同离开故土的火车。懂事之后，他总是追逐驶过老家的火车，仿佛能够追上不曾感受的双亲的眷顾。而1952年在高雄出生的龙应台，随着父母一次次搬迁，童年就品尝到漂泊的滋味。绘画课上，她最拿手的就是画船，不停漂泊的船。

　　1985年，“爱画船的妹妹”从美国赶到广州，在涌动的人流中一眼“认”出素未谋面的“追火车的哥哥”。“是他，这就是他。”

　　她将哥哥的声音录下来带回台湾给父亲听，没料到槐生却一脸凝重地说了一句“是不是带错了磁带”。原来，大江大海的颠沛流离中，父亲已听不懂最纯正的家乡话，反认他音是乡音。

　　迥异的成长经历有没有造成手足之间的隔阂？当然，龙应台点头，但那也只是手足之间再自然不过的隔阂。“他和我其他两个兄弟没有鸿沟，和我就比较少共同语言，纯属性格差异。”

　　槐生去世后回葬到故土。海峡两岸长大的兄弟姐妹共同为父亲献上悼文，由龙应台主笔，悼文中提及父亲一次次要少年龙应台背诵过的《陈情表》。新书创作过程中，龙应台再度回到湖南老家，学堂上清脆乡音整齐诵读的正是《陈情表》，跨越了多少个甲子而未变的内容。

　　“我们都是被这种文明的力量养大的，你能够看到中华文化延绵久远仍然深邃的力量的所在。”龙应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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