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10月27日下午消息 由新浪财经主办的2009新浪金麒麟论坛于2009年10月27日在北京嘉里中心隆重开幕。此次金麒麟论坛的主题为“全球金融变局下的中国成长”。以下为“资本市场的路径选择”分论坛嘉宾发言实录。

　　主持人曾子墨：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回到2009新浪金麒麟论坛。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全球金融变局下的中国成长。谈到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金融业，资本市场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因为对于中国金融业的稳定、持续增长，资本市场本身的稳定，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当然就显得极为重要。而与此同时也是因为资本市场的每次变革，新的政策的出台，对于我们每一个投资者来说也是息息相关。所以，今天在四个议题当中，我们也特别安排了最后一个议题，是与资本市场相关的。关于这个议题，我们还是一起先来看一下大屏幕。

　　资本市场的路径选择，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第四个议题的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先生，欢迎！

　　吴晓求：非常荣幸来主持这个模块的讨论。我本人习惯于做一个讲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来主持一个论坛，角色的转换还是很快。这个论坛我们邀请了三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都是对资本市场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同时对全球的金融变革、资本市场发展，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先介绍三位，一一再请他们上台来讲。刘二飞先生是美银美林集团中国区行政总裁兼企业及投资银行业务中国区总裁。第二位是龚方雄先生，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第三位是毕马威中国资本市场及上市审计主管合伙人邹小磊。

　　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对中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比如说我们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学习、借鉴、总结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这次金融危机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如何避免走他们原来的老路。比如说我们如何结合中国的情况，同时又要适应资本市场发展规律的一个中国发展道路，我们如何选择。比如说现在金融危机正在慢慢都出来，我们何时才可以推出退出的政策，现在退出是否恰当。比如说美元的贬值给大宗商品价格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为全球金融市场和中国资本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此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行认真论证、思考的。

　　先有请刘二飞先生上台演讲。

　　刘二飞：第一个问题，有了这场金融危机之后，对全球的金融市场的冲击很大，差点儿都垮掉了。值得中国人反思的一个问题，我们的金融市场从西方那儿学来的，尤其从美国人那里学来了，美国人给我们当了二十几年的老师，突然发现老师也没有那么聪明，犯了一个错误是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的错误，于是问题出来了，我们还该不该向他学习，学什么，怎么学，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刚才吴老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我先讲一讲。

　　我觉得资本市场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西方先进国家去学，特别是美国的业务模型。比如它的创新，很多人说这次金融危机很重要的诱发原因是创新过度，美国的这些衍生工具的市场、债券资本化的市场，房贷和各种各样资本工具资本化的市场，过度的创新创造出了象巴菲特经常讲到的大规模的金融杀伤性武器，这个风险进行到一定程度就会爆炸。

　　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跟美国当时所处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创新不足，我们这些期货市场，我们的衍生工具市场，我们的一些比较新型的创新的金融工具，包括房贷和一些信用卡贷款的资本化，还是需要开始做。我的观点还是需要学的。

　　第二点需要学的是监管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监管，很多人说这次就是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监管不足。在我看来它的好多监管，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对保险市场的监管，单体的市场监管还都是有相当多的需要我们学的地方。他们出问题的就是综合上的监管，整个金融市场出现了真空地带，比如CDS衍生工具市场，美国说它是赌博吧，美国赌博委员会不管，说它是证券，美国证券会也不管，说它是银行工具，美国银监会也不管，造成了创新产生了一些三不管的地方。这是我们不该学的。但是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他的监管措施和手段还是有相当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学的。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跟西方先进国家学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我们就像十几岁的孩子，我们在一个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货币没有放开，我们没有犯成人犯的错误，不意味着我们玩成人游戏的时候，不会犯他的错误。最后，要从它这里吸取它的教训，监管要适度，创新要适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最后顺带提一下资本流动性回收的问题，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流动性太多了，要马上回收，如果不回收，就会出现资本泡沫，出现通胀，出现新的道德风险的存在，我个人来判断，现在回收流动性还太早，因为现在病人还是处于恢复状态，是药三分毒，这个药肯定有一些副作用的，我们在不忽视副作用的前提下，还是要等待经济增长更加扎实一点，就是我们的身体更好一些，再停这个药，也就是再回收流动性。

　　简单说这几句话。

　　吴晓求：刚才听了一下刘二飞先生八分钟的演讲，讲两个意思，一个是金融危机究竟是创新惹的货还是监管惹的货，他认为两个都有，这对中国资本市场显得很重要。退出为时尚早，身体还不健康，要等一等。下面有请龚方雄先生来演讲。

　　龚方雄：我们这一节可以讲的话题确实很多。我着重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我先要讲一讲流动性。刚才二飞对退出机制做出一个先行的观点的引导。我想讲的一部分就是谈论退出机制，谈论政策的调整，一定要强调一点就是国际上的协调性。大家知道我们之所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能够这么快的走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国际协调的结果，是全球一致抗风暴的结果。推出来的政策是高度的同步的，退出的时候也要强调这一点，虽然我同意二飞进的观点，现在还不是到真正实施退出步骤的时候，但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议题，这种讨论千万不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来讨论。

　　比如说中国的退出机制，很多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说中国开始加息，有的说中国回收流动性，问题是加息和回收流动性怎么做。在其他国家，现在美金还是有相当大的贬值压力，原因是大家觉得美国的失业率很高，美国要谈退出机制，肯定是比我们中国要早太多。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一下，如果美金的利息保持在低位，全球各国的利息都保持在低位，中国如果开始单独加息，你能实现所谓的流动性的紧缩吗？实现不了。那个时候可能热钱会更多涌入中国，因为息差会过大。我们在封闭的情况下来谈论所谓的退出机制都是非常片面的，可能产生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

　　中国的退出机制一定要跟国际上来协调。现在尤其是G20有一个协商机制，前段时间有所谓的G4、G2、G8，强调的主要是国际政策，不管是刺激也好，不管是退出也好，都要有协同性，因为这是全球性的危机。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所谓的退出机制很难比别人早很多推出来，比如通胀有可能事先在中国会出现，中国出现通胀的可能性和时间点都比别人大。很简单，中国的经济很强，中国的经济都比别人强。再一个由于美金不断地受压，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资源、能源、黄金(1039.90,-2.90,-0.28%)价格不断上涨，这会加强通胀的预期。同时中国是一个下游的经济体系，中国依赖进口国际的商品资源，在我们的人民币基本上跟美金锁定的情况下，也就会把国际上的商品资源的通胀输入到经济体系当中来。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点就是我们相对来讲可以做的，这也是一个全球协调性的结果，美金是贬了不少，欧元升值，其他的货币在升值，日元升值，国际商品资源价格对这些体系的冲击相对就小，因为他们货币升值，商品资源价格以欧元算，以日元算，可能并不高，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坚持锁定人民币跟美金基本挂钩的体制呢？可以适当地让人民币升值。汇率是国际上的协调性，通过市场方式来实现最佳的手段。

　　我们虽然利率上要小心，要谨慎，要加强国际上的协调性，但是汇率上，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走。因为如果在美金贬值的情况下，适度对美金升值，我们对一揽子货币其实变动并不大。现在的问题是国际商品资源，黄金价格都在往上走的时候，人民币还在随着美金贬值，这会给国家经济体系增加不必要过多的通胀压力，这是讲的第二点。

　　最后一点，简单讲一讲刚才讲的两条。其实利率可动的空间应该来讲很有限，要在国际上进行协调。汇率，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回来，在美金、各个国家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回来，又在加强，这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在哪里？整个来讲，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上我们国家经济复苏步伐不断加快，而且明年整体的经济表现不管从增长速度来讲和盈利成长来讲，都要好于今年，我们的资本市场仍然处于牛市的运行区间当中。这个观点，我以前一直强调，这里只是重复一下。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就是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可能会比市场悲观的情绪和共识都想象得要来得快，来得强。以前6月份做出的预测，现在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当时讲的另外一个观点，如果我们国家的A股站上3000点，从3000点算未来6到12个月，我们的股市至少有20%的上升空间，这个观点仍然没有变，而且不但没有变，还得到了加强。为什么？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确实得到了确认，这种态势确实得到了确认。现在讲这个话比6月份讲这个话信心更足，如果观点没变，但是时间变了，三个月过去了，6月份说6到12个月，股市会有20%到30%的上升空间，从3000点开始，现在观点不变怎么讲？未来三到九个月，股市从3000点至少有20%的上升空间，这是配合基本层面的改善，公司盈利性的改善，流动性相对宽松的环境继续存在，同时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出现，这跟我们对资本市场未来的判断和走势应该是相吻合的。

　　谢谢大家！

　　吴晓求：他们两位的时间把握得非常好。刚才龚方雄先生观点非常鲜明，看来做投资银行的就是一针见血，他说了几个很好的观点，比如未来6到12个月以3000点为基数，有20%的涨幅，这是非常明确。他说的很重要的观点就退出政策来说，是汇率先行，利率压后，缓解内部通胀的压力。同时及时退出，他的退出时间表和刘二飞先生是一致的，认为现在为时尚早，同时关注中国的退出不能单一的退出，要国际的协调性，这个观点都非常有意思。接下来有请邹小磊先生演讲。

　　邹小磊：中国资本市场的进度，我在想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从3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规范，完全遵守市场的准则，完全透明、可信以及全球化。让所有人包括境外、境内的人来参与我们的资本市场。

　　我国的资本市场从过去单一服务国有企业，逐步的转移到今天来服务民营企业。从以前的计划经济转换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基金需求和供应之间总是存在不太对称和监管的问题，投资者很难掌控基金的用途，以及信息，包括财务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确保我国资本市场有效的运行，市场应该不断的提高企业盈利的能力，资产规模制定具体的标准和要求。在推动市场并购和重组，并鼓励企业优化资产，提升企业提速发展和盈利的能力。吸取过去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些经验，应规范市场对风险管理以及风险的政策。做好对保荐人、律师、会计师等中间机构券商的培训，督促中介机构完善风险的制定和对这些中介机构有效的监管。

　　资本市场发挥几个功能，一个是股东闲置的资金，配置资金以及分散风险，当它发挥有效功能的时候，资本市场要求企业提交有效核实的财务数据，资本市场要求的财务数据过去是看重以前企业怎么样，经营情况、业绩。现在我们看到投资人更关注的是企业的未来，未来的现金流量以及它们赚钱的能力。财务、会计从谈过去转移到谈未来，从过去谈成本，逐步到现在谈价值，从过去货币计量到现在兼顾其它的量度。

　　我国在最近引进了公允价值的计量，以满足资本市场的需要，增加企业间的可比性和透明度。但是引进公允价值会计会带来未觉的问题，第一，如何去界定合理的渠道获取以及保证公允价值的可靠性。第二，如何界定和规范企业利用公允价值来操控企业的利润。所以，在引进公允价值的过程中，考虑到我们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时间比较短，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引进的过程里还是应该保持自己的一些想法。在定公允价值的时候充满估计和判断，而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的变值会影响到企业当年的利润，在操作上有空间，可以让企业去操控利润。所以，如何去界定企业利用公允价值操控企业的利润，也是我国监管机关刻不容缓的一个问题。

　　我国作为地球村上的一分子，在引进公允价值会计跟着国际会计标准趋同，我国的资本市场也在不断的国际化。通过审批，国际的基金现在允许在我们国家买卖A股，境外的基金来并不是为了推动我们国家的改革。在香港我们看到IPO市场回暖，比较多内房股份在香港成功上市，可以说反映一部分基金的看法。他们的看法是一方面人民币未来升值和未来资产市场增值，可以为基金带来双重的回报。基金当然解决了企业的需求，但是基金是国际的热钱，对我们国家外汇市场也会带来冲击，以及可能会令我们的资产市场泡沫化，所以，我们国家的监管机关针对目前的经济状况应该有限度的开放我们的市场。另外，另一个热点是允许跨国企业在创业板上市，丰富了我国投资的渠道，让我国股民参与国际跨国企业的发展，另外也会为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带来国际经验，提升企业管制的能力，也进一步跟国际接轨。

　　总之，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借鉴一个成功的市场需要大量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为基础，需要良好的信用记录，需要严格的监管保障，资本市场具有社会长期投资的功能，通过满足不同市场主体的投资功能，有效引渡民间资金涌向产业。

　　吴晓求：邹小磊主要是就信息披露和会计准则谈了中国发展资本市场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讲得比较专业。

　　吴晓求：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大家很关注的，非常热的创业板法律上的启动仪式，23号尚主席启动了，30号有一个深圳正式的交易。当然市场还没有开，大家都纷纷猜测。我请三位还是说一说中国的创业板能不能成功，你觉得它究竟会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创业板，会像纳斯达克那样，还是一些不太成熟的创业板？

　　龚方雄：中国创业板成功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原因很简单，中国有很强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中国已经有很多成长性非常好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土壤和创新精神结合在一起，它就是一个创业板的基石。这是一。第二，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城市化、工业化初级阶段所面临的调整就是要解决，第一，经济成长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动力要来自于内需，内需的动力要来自于创新。创新本身有热情和精神，(仅仅有)创新的土壤是不够的，一定要资本市场来与之配合。这方面创业板的推出应该讲是完善资本市场产业链重要的一步。大家知道投资和市场是两个结合性非常强的产业。大家知道投资产业链非常完整，中国现在也有所谓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上市前投资、上市后二级市场。但是其实培育风险投资也好，天使投资也好，股权投资也好，重要的是市场缺了一块，就是所谓的这一类型的投资怎么更有效率的在市场上实现它的退出机制。如果有了这一环，这一部分资金在整个市场和投资环境中的循环就会更加有效率。比如天使投资，把一个企业培育到一定的情况下就转给风险投资了，风险投资培育了一段时间就转给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培育到一定程度就上市了，各自有各自的退出机制，这部分资金又可以回流到经济和企业当中。所以，创业板推出为我们整个资本市场产业链的完整性是迈出了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一步，对整个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资本市场的融合来推动整个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有极其重要的跨时代的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其它都有了，缺的就是创业板，所以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吴晓求：听得出来方雄先生还是非常乐观，他的话反正尚主席听了非常高兴，陈东升、李教授听了也会非常高兴。他是乐观派，如果我是一个讲者，我也是一个乐观派，当然我的乐观前面加了一点点，是谨慎乐观，但是总体的方向是主要的。

　　邹小磊：我的看法跟方雄可能不一样。今年是创业，明年还创业吗？后年还创业吗？我们要思考到底企业未来发展怎么样。内地的一些企业，经常都跟他们说，企业不断的发展需要有投入。但是过去我看到一部分企业，可能都是依赖国家的政策，投入的反而少。企业哪怕去纳斯达克上市，经常美国证监会都说你们搞科技、科研的成本怎么那么低？你怎么说你可以推动创新，未来再上一个台阶，为股东增加盈利能力呢？我在看内地的企业真得要做好创业板，首先要想好它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未来发展的路线，怎么赚钱。

　　吴晓求：你的意思是创业板拟上市的企业是不是不太创业了是这个意思吗？

　　邹小磊：这是一个方面，现在28只股票里，你说它是创业，我是有保留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未来肯定有一些真的创业公司在里面上市。

　　吴晓求：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拿了一个酒瓶子，在里面装了醋，刘先生您的看法呢？

　　刘二飞：我的看法跟你差不多，谨慎乐观，这个事是新生事物，值得鼓励，有很多风险因素要考虑到，你要知道中国企业到纳斯达克上市，有一两百个企业，有一半以上，上市五年以后还在发行价之下，如果你想像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国股市的时候，当时的创业者都退出，按照你的退出机制都退出了，把烂股票扔给了股民，这样的话会出现什么状况，这块的风险一定要管理好，管理不好就会出问题。

　　吴晓求：创业板这个问题，我听出来三个人有三个不同的看法，都挺好的，三个人都一样，就麻烦了。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接下来还有一个可能大家特别关心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资本市场，整个金融体系的确提供了国际化的契机，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在一个不太远的将来，比如人民币要成为国际性的货币，中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要成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市场，你们三位对这样的前景持什么态度或者到2020年说把上海建成可能全球第二个或者第三位的金融中心，都跟这个话题有关系。还是想听听三位专家对这个大的话题的看法。

　　刘二飞：第一，我觉得上海30年以后或者50年以后……

　　吴晓求：他说的2020年，30年、50年以后我们不在了，我们不管这个事。

　　刘二飞：我想成为第二、第三是一定的，会不会成为世界第一很难说，如果这个金融危机再晚发生20年、30年，世界金融中心会搬到上海去。

　　吴晓求：金融危机之后是不是更有可能吗？

　　刘二飞：因为现在中国的企业，中国的金融机构，中国的监管，中国的货币没有准备好，再有20、30年的积累，改革开放都准备好，现在还没有准备。上海的证券市场国际板应当紧锣密鼓地往前推动，鼓励合乎条件的大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上市、融资，逐渐地促进了中国市场更加稳定，更加开放，更加透明，也更加国际化。跟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会相匹配，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突破口。

　　龚方雄：应该来说，要成为一个首屈一指的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的话，挑战很大。因为上海从硬环境来讲，已经是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但是金融中心还有软环境，软环境有法律体系，还有人才，对人才的吸引。比如说把香港和上海作一个比较，上海如何来吸引人才，尤其是跟香港竞争？

　　这么近的地方，同一个国家，两个金融中心，香港应该来讲是全球很领先的金融中心，但是香港的税非常低，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是16%，上海一般高端人才要付的税都是45%。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金融业主要是人才方面的竞争，大家要是因为香港和上海飞行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但是所有人都愿意以香港为基地，在香港工作。上海就有非常大的竞争上的劣势，这是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的税率要跟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各方面统筹考虑，它也很难在上海设单独的特殊的税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还有一个法律环境的问题，法律如何跟国际上接轨，这一点很重要。香港是一个普通法为基础的金融环境，普通法最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因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于创新，跟香港的普通法的环境非常有关系。这一点我们能够为上海设立法律特区吗？这都是非常大的问题和挑战。

　　所以要真正把上海建立成国际金融中心，而且要说首屈一指的前三名或者第一或者第二，面临的挑战不但是跟纽约和伦敦的竞争，我们是怎么摆平和协调好上海和香港的关系，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吴晓求：我听出来了，硬件没什么问题，主要是软件，软件包括税收环境、民主法制的水平。如果上海市市长听了以后，首先想办法把高管的税减下来。的确上海有差别，金融机构的老总以上的先征后返，部门老总以下的还是征了，如何实现税收的公平？

　　邹小磊：谈到上海2020年，一个观点国际金融中心从来都不是政府或者谁能去指定的，这是所有市场参与者共同认可的。上海比香港有优势的地方，比如说它有整个大陆为背景，产业结构相对来说比香港要好，香港目前来说就是金融和房地产，偏重比较多的是服务业。

　　还有一点是刚才方雄说的人才的问题，人才的流动主要看地方的发展，要是上海能发展好，能赚钱，哪怕税率再高，这些人还是愿意过去。就像美国，美国是全球征税够高，还是很多人愿意去美国赚钱。在吸引人才方面，要靠国家政府制定上海的政策以及利用上海政策去吸引人才到上海去发展金融。当然法规也很重要，我们国家不断在完善法规，我并不会说我们一定要把英国、美国的法律搬到我们国家。我国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去考量。谢谢！

　　刘二飞：我插一句，我虽然对股票市场不愿意做预言，对上海的问题，我觉得2020年，至多不过2025年，上海一定会超过香港。

　　吴晓求：刚才三位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法律的习惯，刚才方雄提到作为欧美法和大陆法的差别，中国大陆的基本架构还是大陆法的架构，现在它也混了，证券法更多带英美法的特点，公司法是大陆法。中国有一个特点，只要什么东西好，就弄过来，不管逻辑矛盾不矛盾。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挺有趣的，它的架构是大陆法的架构，有监事会、董事会、有股东大会，三权分立，各管各人事，但是董事会引进独立董事，显然是英美体系，监事会说不是你独立董事，是我管的，反映两种法律体系的矛盾。但是在大的层面不管，只要好的就拿过来。恪守一种法的习惯，会人为地阻碍我们的发展。当然这种担忧的确有道理，我曾经问著名的法学家，他说中国发展金融市场，除了中国的文化特质以外，还受到法律非常严格的束缚，这些年稍有调整。提醒立法机关还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发展中出发，来制定法，不要受到观念的约束。

　　刚才三位都提到了中国大陆的市场，特别以上海为中心和香港市场的关系，这的确是敏感的话题，也是不能不面对的话题，资源是相对有限的，虽然香港是很国际化，不但是中国大陆的资源，也可以吸纳其他的资源，但是它主要资源还是来源中国大陆。上海的市场和深圳创业板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源。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在主权意义上说，这里如何处理好上海作为未来国际金融中心和现在香港也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不知道三位有什么高招。

　　龚方雄：中国这么大，首先有两个、三个金融中心都不足为奇，应该来讲上海和香港同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比如说美国的纽约和芝加哥两个的分工，纽约更是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但芝加哥面向的是实体经济和企业比较多一点。这一点可以给香港和上海的分工做一定的启示。

　　我完全同意中国没有必要完全照搬国际上的法律体系，中国要有中国的特色，将来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法律环境跟香港肯定还是不一样的，但是香港以前的历史背景，很多东西已经是非常国际化了，我们觉得香港很有可能将来发展成为像纽约这样的国际性的金融中心，他做的一些都是很国际性的平台。

　　比如我们讲前段时间经常担心上海和香港各自地位、角色，着力发展上海作为金融中心，会不会抢了香港的饭碗，很多公司只在上海上，不在香港上了，香港就非常担心。其实香港没有必要担心，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性的都会，是开放性的资本平台和货币也都是完全兑换的。

　　香港可不可以视为更国际化一点，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向北京要政策呢？不一定要这么做，香港完全可以成为中国人出去投资的一站式的理财中心。但是作为理财中心要提供更多的产品，中国人对巴西不是很了解，对印度也不是很了解，对东欧也不是很了解，为什么不可以在香港多发一点所谓的ETF，就是在市场可以交易的基金呢？

　　我们国内已经走在了香港的前面，就是在谈论国际板，香港为什么不可以着眼于吸收更多一点国际性的公司到香港上市，比如巴西的公司也好，澳大利亚的公司也好，中国的钱出去不用出家门太远，就可以在香港买世界上各类公司的股票，在香港做各类投资。这点香港的条件比上海的条件好，现在上海都准备做国际板，香港还在裹足不前，这两种东西都可以做到，两边协调好，就可以。

　　刘二飞：我的观点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分工不能人为地分工，我的观点最核心的跟你不一样的地方，香港开国际板没人会来，上海开国际板每个人都来，到上海融资是人民币，在上海上市多了一个融资渠道，多了进入中国的跳板。在纽约上市，到香港上市等于没上。我觉得政府人为地给上海和香港分工，也不太合适，叫它自然竞争、自然产生，我个人观点，我们可以去争论，上海胜算的可能性远远超过香港。

　　龚方雄：我的观点是三到五年港币实际上会跟人民币挂钩，而不是跟美金挂钩。而且三到五年上海所独有的这些东西，比如说现在资本帐户还是独立，还不开放，国际资本不能自由出入，这些跟香港的区别实际上都会消失。这一点我确实不同意二飞的讲法，好像只有来到上海上市才感觉是在一个新的地方上市，在香港就不是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区别是人为的，这些区别的因素三到五年就会消失的。什么东西会存在比较长的时间，相对的不一样？法律体系会存在比较长的时间，相对的不一样，还有国际性相对的不一样。

　　吴晓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香港和上海肯定是不同的。至于在哪些方面不同，他们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邹小磊：我看上海和香港的分工，其实香港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地区，地方很小。未来的分工，香港在我们国家推行一些试点的时候，比如最近谈人民币国际化，可能香港会是试点。以前我们国家的股份公司要上市也是选香港作为试点。当这些政策成熟以后，会转到内地，在上海或者是哪里，这是一个事情。

　　另一个事情，香港本身在过去一段时间，老是说香港依赖中国大陆未来怎么发展，怎么发展。。如果真是投中国大陆，干吗一定要到香港，为什么不到上海？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香港联交所好几年在吸引地区的企业在香港上市。在可见的将来，在香港上市不但是内地的企业，会包括俄罗斯、澳大利亚、东南亚，会丰富香港资本市场、股票市场，转化成真正国际的股票市场，这是香港联交所过去几年的工作。

　　吴晓求：二飞说上海最有吸引力，龚方雄说香港最国际化，邹先生说香港很努力。他们的发言倒是启发了我，我把他们的观点综合一下。

　　当然我还是希望市场的分工是以自然为基础，政府可以适当的引导，推动着自然往前走，这样可能比较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比如如何勾画上海、深圳和香港，台北未来也要考虑。从现在来看，这三个地方如何去很好的分工？我希望慢慢政府推着自然往前走，上海成为有点纽交所的味道，是人民币资产最重要的交易市场，或者是财富管理的中心；深圳市场有点类似纳斯达克的市场，当然很难做到，纳斯达克也是财富管理市场；香港市场如果能够成为伦敦那样的市场挺好，很国际化，英国、美国是两个国家，大陆和香港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地区，如果能够办成伦敦最国际化的市场也很有意思，当然要考虑一个背景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如果未来人民币海外和离岸业务很大，是否能够成为类似于今天的伦敦在全球获益市场上的地位，有点类似。既体现了二飞先生说的上海最有吸引力成为财富管理中心。也体现了龚方雄先生说的国际化，当然还有深圳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所谓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和资本大发展，可能就有一个很好的目标。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还有不同意见。

　　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几位都谈到上海和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在法制、税制一些方面都有不同。有没有考虑过信息开放度的问题？信息开放度的区别对以后两个市场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二飞：这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十年以前看上海还根本看不着，三十年以前看上海还根本看不着。上海的信息透明跟十年、二十年以前比比都透明很多。再过十年，无论上海的透明问题、国际化问题、汇率问题都可以解决。就像香港的货币要跟美元挂钩一样，逐渐都可以解决，要以发展的眼光。

　　今天来讲，毫无疑问香港的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更透明、监管更充分，而且这个地方对国际投资者更有吸引力。我更主要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所以信息透明度的问题、监管的问题都会解决。

　　媒体提问：今天如果讨论金融中心的问题，可能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就是资产价格的定价权问题和市场的领先性问题。刚才几位嘉宾好像没有涉及这一块。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是美元汇率，从2001年9•11事件双塔被击坏以后开始走熊的，而中国的A股市场正是从这场金融危机以后也就是2008年的11月开始率先走上上升通道，整整领先美国的市场4个月，到现在还是这样。我特别想请教几位嘉宾怎么看资产定价权和市场领先性的问题。

　　吴晓求：市场领先权指的是资本市场还是定价？

　　媒体提问：两个都是。

　　龚方雄：争论这个问题其实意义不大，之所以有一个资产定价权的争论，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封闭式的市场，我们跟别人还有区隔，我们的资本市场还不是流动，还不是畅通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资本定价权是哪里？是纽约决定，是伦敦决定，是香港决定？是资本市场所决定的，将来这些市场都会融入一体，这个意义不大，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就像说A股和H股的区别，现在有一个A股和H股到底上哪边的问题。对中国公司来讲很简单，哪边估值高上哪边。为什么有估值差异呢？因为我们这个市场是一个分割的市场，国际投资人不一定能完全进入这个市场，我们国家的投资人，比如H股便宜，不一定能买到H股，是由于市场分割性造成的，所以才有市场定价权的争论。我想随着我们改革开放的推进，随着我们资本市场的国际化，随着我们整个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都不断的融入整个全球体系当中，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刘二飞：我补充一点，我听出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重意思。以前都是全世界看纽约市场，纽约市场涨了全世界都跟着涨，纽约市场掉了，全世界市场都跟着掉，A股市场根本不反应，我完全走自己的规律，它掉我也不掉，它涨我也不涨。中国A股市场的涨跟美国市场没什么关系，它不关注。从今年的金融危机发现，A股一涨美国市场一定涨，A股掉，美国也掉。什么原因呢？中国更加强大，中国在国际上整个位置举足轻重。中国领导人说一句话，中国的哪家大的钢铁厂多买吨铁矿石，都会变成一种信号。我同意龚方雄的观点，定价权在谁手里不重要，但是现在反映出由于A股的波动，明明不该带着伦敦和纽约的股去涨，它也在涨，为什么呢？就是对中国看得重了，而且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它的显微镜之下观察。有时半夜12点我经常接到美国一些大的基金的电话，说你是我的朋友，中国又出一个什么政策，能不能帮我解读一下，很可能明天影响美国股市，交易起来我要参考你的观点去进行我的交易，反映出我们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整个位置发生了变化。

　　吴晓求：我做一个小结，刚才三位都有一个很好的发言，其中很多观点很有意思，包括刚才他们两位谈的，的确中国经济在发展，在金融危机之前，或者更早一点，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中国的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它既跟经济基本面没关系，也跟国际因素没关系，完全就是自己玩自己的。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和周边市场的连动性好像在提高。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经济以及中国市场对周边乃至于全球经济的影响都在有所增长，当然我们还没达到支配的地位，只是说它的影响力在提高。与此同时中国市场也受到了包括美国市场在内，包括欧美经济政策在内的影响，也就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力在提高。改变了过去的单边影响力，只是别人影响我们，我们不能影响别人。有一段时间说东京证券交易所比我们早半个小时开市，半小时交易非常冷淡，没有方向，主要是等待上海的上证怎么开市，它要寻找方向。这也说明的确中国的经济以及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中国的金融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应该说机会越来越大，摆在我们面前更重要的是要顺势而为，推进中国的金融改革，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因为的确一个大国的经济需要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大国金融才能持续稳定的增长下去，我们也相信这一天会到来。

　　今天这个模块的讨论就到此结束，我们谢谢三位嘉宾，谢谢大家！

　　主持人曾子墨：谢谢吴晓求先生的主持，我感觉有点像金融界的窦文涛，谢谢您的主持，谢谢您的精彩点评，也谢谢刚才各位嘉宾就中国资本市场应该选择的路径发表不同的观点，对中国资本市场在未来的走势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对于它的政策做出了有益的建言，同时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以及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对于像创业板以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等热点的议题也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今天一天我们的论坛围绕着四个议题，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诸位嘉宾在演讲中，在和观众的交流互动当中，就金融框架、金融监管、金融创新以及资本市场等不同的话题都已经为我们各抒己见，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各位嘉宾由此也会产生更多的思考，对于中国金融业今天所面临的新的形势，它的变革与创新都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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