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10月27日上午消息 由新浪财经主办的2009新浪金麒麟论坛于2009年10月27日在北京嘉里中心隆重开幕。此次金麒麟论坛的主题为“全球金融变局下的中国成长”。以下为“金融监管的平衡之策”分论坛嘉宾发言实录。

　　主持人曾子墨：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回到2009新浪金麒麟论坛。接下来我们将要进行今天上午论坛的第二个环节，主题是金融监管的平衡之策。还是先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介绍金融监管平衡之策议题)

　　金融监管的平衡之策是我们的第二个议题，主持这个议题的嘉宾是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掌声欢迎！

　　左小蕾：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主持这样一个重要的论坛。我首先介绍一下论坛的嘉宾，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曹文炼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副司长，大家欢迎。下面一位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第三位许善达，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第四位，曹远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的论坛真的都是很重量级的人物，有国家决策部门，有监管部门，有重要部门的研究机构的主管，有重量级的市场参与主体的经济学家。他们肯定会给我们带来非常深度的讨论。金融监管的平衡之策这个议题非常重要，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在探讨金融危机的原因，在寻找它的根源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的提到了监管的缺失。下面就请各位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高见。

　　首先请许善达先生谈一下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许善达：

　　讲到金融监管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先考虑一下到底监管谁，谁应该被监管。我们需要对世界历史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从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中再来思考这个问题。

　　从《资本论》说起，是马克思当时翻译的叫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后来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提到是垄断的资本主义。他当时统计的数字就是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杜邦财团等等，当时是以资本输出作为帝国主义的特征。这个结论到现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现在全世界资本输出最大的国家是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是存在国外的。我们现在对整个资本主义的认识，对世界市场的认识要有一个新的理念。

　　我认为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金融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以后，世界财富分配手段主要不是对外投资，主要不是列宁分析的时候。那时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杜邦财团的形式，更多依靠的是货币。也就是从20、30年代以后，应该说货币是世界财富分配最多的形式。我们国家过去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30年我们也比较晚，我们对这一点的体会是不太深的，其实其它国家有很多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戴高乐1965年曾经说过，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他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它民族的资源和工厂。1961年一个法国人讲了这么一段话：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沦落为小孩子的过家家游戏，欧洲各国辛辛苦苦赚回美元和英镑，然后用毫无代价的拱手返还给这些发达国家，就像小孩子玩游戏一样，赢家从赚来的筹码奉还给输家，游戏继续进行。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1976年美国的一个国会议员曾经说浮动汇率能够更好的为美国服务。一个统计数字是，2001—2006年这段时间是该时期美国累积对外借债3.2万亿美元，但是净负债减少了1990亿美元，也就是这段时间美国净赚了3.4万亿美元。什么概念呢？3.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6年的国防总开支，2001—2006年国防总开支是美国从国际货币市场上赚来的。现在如果我们承认货币是世界财富分配最多的手段这个结论，现在我们应该称之为金融资本主义的时期。

　　所以，有这么一个认识，对于监管的问题，显然逻辑就应该是重点监管对象是在金融市场上利用货币来获取其它国家财富，货币发行者、货币使用者，显然就应该是美国。我们现在研究金融监管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要解决，包括各国也都需要监管。但是能不能把整个金融监管做好，最关键是能不能把美国的金融监管监管住。如果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是施以监管，其它国家的监管都要大打折扣。所以，我认为我们最主要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趋势，把研究金融监管的目标首先要变成美国。

　　谢谢大家！

　　左小蕾：

　　许局长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框架，站在很高的角度，阐述了当前金融监管中间最重要的是监管谁。如果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而现在的时代金融资本在推动发展的阶段，要对金融资本进行监管，要对全球货币当局的政策进行监管。这个问题可以再深入的讨论，非常非常重要。

　　下面请曹司长给我们阐述他的观点。

　　曹文炼：

　　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参加新浪的金麒麟论坛，和这么多位专家一起讨论金融监管的问题，因为也是工作的原因、专业的原因，这个问题我也很有兴趣参与讨论。

　　金融监管从大的方面分宏观方面谨慎监管和微观方面的谨慎监管，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监管。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各方面都提到了金融监管的缺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包括在宏观方面，流动性的泛滥，金融自由化的超前，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不足等等，对系统性的风险监管不足，以及各金融监管机构，包括政府的有关部门的协调等。从微观方面，就是金融微观主体过于趋利的动机，包括高管人员的利益激励机制过强，过度的混业经营，过度的自由化等等，所以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正在对金融的治理结构、金融的监管体系进行反思，进行改革，新的制度的设计，这些对我们后发的，对我们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会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我们在关注对国际金融监管的讨论，也在积极参与新的金融监管规则的设计和制定，在G20国框架下，专门参与金融监管的小组，中国也正在参与新的金融制度的设立，全球金融治理结构、金融规则的讨论。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国际上金融监管，金融改革的变化，必然对下一步金融监管和金融改革的走向产生影响。

　　第二方面，因为工作的关系，最近这二十多年来，我参与了中国金融监管制度、金融改革的设计、政策的研究。应该说中国也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从原来单一的人民银行，逐渐的全国三次金融工作会议，98年成立保险金融管理委员会，在更早以前，在1993、1994年成立中国证券监管委员会。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2002年以后成立了中国银监会，中国这套混业监管体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觉得跟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的，有效的促进了经济保持比较好的较快的持续的增长。

　　当然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当前在关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同时，至少金融监管下一步会根据我们的国情，为了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更好地发挥宏观有效调控的作用，至少有两个方面可能还需要努力，一个是金融监管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相互协调配合的问题，以前我在新浪有关论坛上已经讲过，金融监管政策应该有一定的利益周期性，就是在经济比较趋热的时候，在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的拨备等方面相对更为严格一些，对金融机构的放贷行为和监管更严一些，约束更强一些。而在经济周期下行的时候，应该适度放松一些，因为靠金融机构自身的行为，往往是顺周期的，金融监管在这方面跟宏观配合还有改进的余地，包括国务院会议提到的防止重复建设，金融怎么支持结构的调整，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研究改善的余地。

　　在金融的微观监管方面，中国总体上来讲，跟西方发达国家不太一样，金融创新还不够，金融的微观活力还不够。在抓大放小的原则指导下，我个人觉得中国应该是时候更快地发展，更好地发展两极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地方一级。对于一些没有系统性的金融机构或者类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可以放给省市一级的政府去监管，让他们自己承担风险，更有利于服务好实体经济，服务好中小企业，服务好民营经济，鼓励创新，像担保机构、信贷公司、社区性的银行以及创业投资公司、私募股权基金等等，我个人觉得将来都是地方监管的金融体系的主要微观主体。

　　中国肯定离不开在整个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还要稳步地推进金融的对外开放，这是我们的研究发展金融机构，支持我们金融机构走出去。谢谢！

　　左小蕾：

　　谢谢曹司长，曹司长给大家解读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的监管和调控的框架和思路，包括将来进一步监管方面的发展。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感兴趣，到时候再讨论。下面请财政部研究所的所长贾康先生发言。

　　贾康：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我简要谈两个角度的看法，做研究者想比较直率的把探讨性的意见说出来，请在座的各位批评指正。

　　我们这个单元讨论的主题是“金融监管的平衡之策”。这个主题它隐含的就是金融监管可能不是一个单向的，按照一个方向发力就可以把它做好的事情。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的思考，首先引导我们的是强调监管的重要性，这是无可置疑。除了强调监管重要性，我可以称之为顺向思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是逆向思考，逆向思考，我认为对中国有现实的意义，它隐含的逻辑，并不是一味地加强监管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加强监管把它强调到单维的、极端的状态上，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掩盖一些我们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大问题被它掩盖。

　　在这个角度上，第一个想谈的探讨性的观点，监管在经济、金融运行的全过程的存在，始终有它的必要性，是不是监管首先解决好它的哲理问题。中国很多金融发展、金融创新和中国股市上过去讨论的一句话有直接的关系，大的哲理上到底在发展中规范，还是在规范中发展，监管它更多解决的是规范的问题，不要出现比较大的风险的问题，简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是说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各有道理，都有它的必要性，但显然他们强调的主导的方面不一样。

　　在某些具体场合并不一定是唯一的，有的场合更要强调发展中规范，有的案例更要强调规范中发展。既然是各有道理，但是如果放在全局发展的战略层面，就是在贯彻小平同志所说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高度上，毕竟有一个主导的大道理，我看来看去中国实际走的一条道路，战略层面的大道理强调发展中规范，当然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新时期的可持续发展中的规范，而不是反过来，最主导的还是可持续中的发展中规范，不是强调规范中才能发展。比如中国的股市还有其他很多金融创新方面，小平的高度首先让人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说错了，再收回来，甚至看着不行，再关掉证券交易所。作为政治家，他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证券交易、股市等等是需要发展的。但是反对派的意见也非常强烈，我把话说到极端，首先允许胆子大一点的试，错了再关掉，我们是不是在其他金融创新方面应该更多的领会小平精神其中的实质，在监管方面，它必须要有一个在最高战略层面上给改革创新预留空间的哲理。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我们也不能丢掉这个哲理，特别是中国情况，这次金融危机不是内生的，是外面发生的危机冲击我们，更要把握好这个哲理。

　　第二个角度，金融体系的发展、规范与监管它在中国现实过程中，碰到了金融体系自身多样化的内涵。监管显然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套路去贯彻，比如现在在现实生活中大量遇到的矛盾是商业金融和不可回避的政策金融的矛盾。2008年地震来了，灾后重建要求金融的支持，金融危机冲过来了，中小企业最困难，要求对小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中央开了全运会，专门强调的是农村的发展和改革，要支持农业，支持农村，支持农村的创业和工商业的发展等等，又强调农村金融的支持，这里不可避免有强烈的政策性的色彩，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可以在表述上回避它。实际的监管是不可回避。这两个显然有不同的特征金融活动、金融体系。怎么样掌握好合理的监管，必然要结合这两个体系在中国到底在战略层面上和具体架构上怎么处理的问题。还有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有明显的区别，也不是拿一个简单的套路就可以把监管做好。

　　特别还有动态的发展，金融危机冲过来以后，我们确实有点暗自庆幸，我们始终坚持渐进改革，中国资本项目下，始终是有管制的，不可自由兑换的状态，这个防火墙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起到很好的把游资的冲击屏蔽，把主要的冲击力屏蔽在外的作用，这次又是如此。我们暗自庆幸的同时，实际在更远的历史目标上去看的话，里面有一个矛盾，我们现在处在中国金融发展的不充分的初级阶段上，我们这些防火墙，使我们在金融危机冲击上值得暗自庆幸的东西，是不是可以长期的就这么保持下去，我们的监管是不是就跟它配套，一直监管下去，恐怕不是这样。我们还有一个高级的、长远的愿景，初级阶段的东西并不可能凝固化，现在大家在谈论中国的人民币开始区域化、周边化，最后走向国际化。

　　我个人的观点，我们以后不在金融深化，金融创新的发展过程中，拆掉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的防火墙，不强调我们以后要酌情使人民币汇率更多靠市场决定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按照周边化、区域化一直走到国际化。这种初级阶段的监管和着眼于高级愿景的中国特色现代化过程中间要发展的监管，恐怕也是我们不得不处理好的问题。先说不成熟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左小蕾：

　　谢谢贾所长，贾所长又重新给我们界定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监管和干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这两个东西没处理好，可能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你是想推动发展，但是反而限制了发展，本来你是想对不规范的行为进行规范，最后反而没有达到监管的目标。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不断提醒、不断清晰的界定，有利于推动适合我们经济发展的监管体系的发展，非常重要。

　　下面请曹远征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曹远征：

　　谢谢，非常高兴能做客金麒麟论坛。

　　从一个市场的角度，从一个国际角度讨论一下监管问题，特别是监管的发展趋向问题。

　　我们知道这次金融危机是杠杆过长出现了恐慌性的杠杆问题。仔细想一想不完全对，所有金融机构区别于非商业机构的原则就是杠杆，如果完全没有杠杆，金融机构就不称为金融机构。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杠杆多长合适？

　　第二，我们反思金融危机的时候谈到为什么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去杠杆化。不仅对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对未来监管的了解就变得更加困难。

　　为什么是世界性的？1946年建立起来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两个挂钩，形成一个固定汇率。在这样一种挂钩的情况下，美联储实际上是全球的中央银行，它要求币值是稳定的。但是一旦一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它一定对外是逆差的，否则其它国家没有支付手段。但是如果长期保持逆差，一定货币是不稳的，汇率是波动的。这个过程终于发生了，1971年以后，美元跟黄金(1042.50,-0.30,-0.03%)挂钩中断了，美元开始浮动，全球由固定汇率制变成浮动汇率制。但是看到这次金融危机大家所批判的衍生工具，从此以后大为发展，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世界体系中间的货币是浮动的，你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的计价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就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衍生工具来对冲这个风险，做贸易的都清楚，你要做各种各样的衍生工具对冲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衍生工具本身是一个风险管理的工具，它的出现本身是为了对冲风险。但是我们也知道衍生工具如果不完全复制的话，它会有杠杆出现，它可以作为投资工具。

　　实际上从70年代开始，很多金融机构发现了投资杠杆，然后开始做它的投资安排。于是我们看到在欧州、英国和美国，首先冲破了资本管制，投资于海外的美元市场，形成欧元美元市场。由于投资基金投资这些美元市场，投资业务受到重大影响，于是投资银行开始对冲基金化。在投资银行做出对冲基金化的时候，商业银行发现，是用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为什么不可以做这种市场买卖业务呢？于是出现了商业银行的批发银行化，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处于下降的金融下，存款银行已经不再提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随着市场的滚动，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市场，放松外汇管制，这样就出现了经济全球化首先变成金融市场一体化，杠杆越加越长，然后导致了崩溃。

　　由此可以看到，如果要让这个体系稳定，首先货币体系得稳定。由此而起的是一个主权货币能否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如果不能承担，如果它一定要面对一份难题，超主权货币的设计就变成一个改革的方向。我们注意到超主权货币毕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因为全球没有一个统一的政策，第二个替代的方向就出现了，就是货币的多元化。人们的区域化安排实际上是适应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趋势，来分散整个货币体系的风险。换言之，只有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情况下，监管的原则、监管的稳定才能提到。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全球的监管取向。监管是为了控制杠杆，我们说金融危机暴露出杠杆过长，监管的方向应该缩短杠杆。但是我们知道金融活动又是创新的，金融本身又是一个杠杆业务，你不能完全限制在某一个品种上杠杆是多少，惟一采取的办法就是资本充足率。所以，这次20国峰会中包括随后的IMF以及金融稳定论坛所提出的监管原则，有可能会出现“巴塞尔3”。“巴塞尔1”主要提出资本充足率的概念，核心资本4%，资本充足率8%；在“巴塞尔2”的时候开始说在分母上做工作，把各种风险计量资本开始重新计算；现在重新到了分子上，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普遍认为可能会提到10%左右。其实我们说中国方面的监管也是追寻这个方向，8月3号银监会关于监管的要求，已经对复数资本的计算方式发生了变化。提高资本充足率是控制杠杆过长的一个手段。

　　第二，我们注意到全球需要一个统一的监管标准，而且注意到在过去很多操作中间很多手段是顺周期的，比如说我们的会计制度按市对价，比如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于是改革和改善就变成监管中间另外一个标准、另外一个方向。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很多品种或者很多业务过去是监管盲点，是不受监管的，比如对冲基金，现在各国一致决定要将这些监管盲点覆盖，特别是像对冲基金应该纳入监管中间，可能中国包括产业基金、PE是不是要监管？这变成一个新的问题。

　　第四，看来监测变得非常重要。各国的宏观及运行情况、金融风险的情况，各国的监测变得非常重要，于是国际体系中间发生一个变化，过去的IMF似乎不能承担起监测的作用，于是在4月20号的伦敦20国金融峰会中间决定把过去的金融稳定论坛升格为金融稳定委员会，对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全球的金融问题进行一个监测，制定统一的标准。在这样一个合作的情况下，便于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趋于稳定。

　　也就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注意到在前几天召开的东盟峰会中间，也一致决定要成立亚洲货币外汇储备库，1200亿美元，并正式宣布运行。中国政府30%，日本政府30%，韩国16%，东盟20%，构成了亚洲稳定基金。亚洲稳定基金实际上是IMF在亚洲的翻版，我们称之为小IMF，为亚洲提供稳定的基金预防风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这次东盟峰会建立亚洲宏观经济监测机制，在这样一个监测指数中，中国的金融部门和监管部门发挥积极的作用。

　　主持人：

　　曹先生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金融危机以后大家有很多反思，这么大的金融泡沫、金融海啸，几乎把世界的主要投资银行都几乎全线崩溃，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跟高倍的杠杆化、资金放大风险，最后带来金融市场恶化，导致全球的危机。贩私这个危机以后，怎么样对这个问题进行监管，是不是可以通过资本金的约束，加强它的监管。可能对中国这样新兴市场国家受到这样危机的冲击以后，怎么样建立防御的体系，非常重要，提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下边我们也可以更深度的请各位嘉宾探讨，首先我想请许局长发表他一些观点，因为资本的全球流动在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是全球流动的，但是监管各自为政就带来了一个全球的空白，导致了这次危机、监管上的缺失。刚才你也提到如果是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下，美国人相当于一个全球的中央银行，但是它又在全球的货币政策上不考虑全球的问题，它也丧失了美元全球作为储备货币，但是又不进行全球监管，也没有这个职能。我问的问题是，是不是需要一个全球的监管体系来执行这样一个监管的职责，比方说在G20会议上提出了关于IMF制度的改革，赋予它监管职能。请许先生发表一下看法，IMF是否可以承担这样的监管职能，怎么让它承担这样的监管职能？

　　许善达：

　　从历史来看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原来从关贸总协定发展成WTO，这当中有很多实质性的进步。但是其中最核心的一条，WTO对于国际间的贸易有仲裁权，当所有成员国签字加入WTO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对于国际贸易的终审权就交给WTO了，也就是如果你跟外国发生贸易纠纷的时候，在本国法院裁决完了以后，如果对方不服，还可以向WTO去申诉，WTO有一套申诉机制来裁决到底你对还是错。从WTO成立以后，包括美国在内也被WTO裁决败诉了好几次，而且美国人自己说，我们美国的国内法要高于国际法，说是这么说，但是WTO的几次裁决美国败诉的时候，美国都执行了。也就是国际组织如果推动它的发展，它还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逐步加强对所有成员国的监管。所以，WTO这个组织，对国际贸易的监管力度显然比过去的关贸总协定强得多。

　　如果我们能够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能够形成共识，既然WTO可以做，IMF也可以做。关键在于要不要让所有的IMF成员国都成为被监管的对象。说得更直白一点，要不要让美国也成为监管的对象。因为美国跟世界各国不一样，它没有外汇储备，它发行美元跟别的国家发行货币有很多区别。我认为只要我们形成共识，要监管每一个成员国，对IMF的机制进行改革，职能进行改革，机构设置进行改革，运作程序进行改革，相信还是可以推进监管的。

　　左小蕾：

　　思路很重要，危机以后要重塑世界的金融秩序，需要达成一些共识，需要有国际框架下真正能够行使监管职能的机构。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应该在国际平台上推进这种思路，推进国际框架下金融新秩序的建设。

　　下面请贾所长谈一下全球刺激经济的计划大家是联手在操作，特别是财政刺激计划全球都是空前规模的。贾所长是财政政策的专家，请他谈一下像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增加赤字，实行刺激经济计划，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可能会超过GDP的10%，累计财政赤字可能会超过GDP的100%。为了欧元的稳定，它是有约束的，是每个国家在当年的赤字不能超过财政的3%。现在为了稳定经济，各个国家都在超负荷的增加财政赤字，这会带来什么风险？会对将来比如美元的贬值，对美国经济的复苏，包括中国持有8000亿美国的国债，如果人民币升值，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时中国的损失怎么规避？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各个国家财政赤字带来的风险？

　　贾康：

　　这是很大的问题，我尽量简短地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个国家通过自己的协调，在财政货币政策的走新上是反周期、逆危机的操作，这个大的逻辑没有问题，必须是按照这样的框架。而且中国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之下，现在看到经济明显还要维持一段时间，就是基本框架不变也是完全合理的。其他国家现在在维护原来的政策框架的同时已经在议论退出的问题，这有点前瞻性。在每一轮的经济箫条和低迷过后，必然要有一个新的复苏和经济的回升。到了回升阶段，稳定的形成态势之后，必然有原来的货币政策淡出退出，合乎逻辑。大的逻辑没有问题，再往下说，可能就是在风险防范方面怎么把握，我个人的观察，说得直率一点，过去在国际事务方面、经济调节方面，具有话语权的美国和欧盟，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是明显双重规则。所谓3%赤字率，60%的公共部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这两条控制线是欧盟设立的，当时他们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取向，是大家共同的允诺和遵守这两条控制界限，实际上这是一个经验和利益协调形成的取两个整数的预警线，而不是国际公认的控制线。一旦有了压力以后，起主导作用德国、法国缕缕突破两个控制线，他们两个没有这种压力，更多指责其他从属性成员国，你们超越控制线，如何要设置压力。美国人一向有它自己的特点，并没有确定像欧盟这样的控制线，而是凯恩斯主义修订和发展，他一向在经济哲理上强调的是华盛顿共识，政府不要多管，让企业竞争去解决问题。这次金融危机冲过来以来，被称为美国式社会主义，他的干预的力度是空前的，效果相当不错。我也不认为他一定按照国有化的框架继续运行，等到危机压力过去以后，你看后面还有，实际上政府方面、企业方面也会出得力的措施。就好像当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索罗斯发起对港币冲击以后，一反常态，发起措施，动用资金用股市托房市等风险防范方式以后，股权转换还赚了一笔钱。我个人感觉，美国政府会考虑它的风险实际控制的界限以后，按照它原来的双重逻辑，一方面继续强调所谓好听的华盛顿共识的理由，另外一方面它会毫不含糊参与自己区别对待的政策和自己的风险控制内定的界限。这个界限现在看起来，显然还是有空间的，小蕾说到，今年控制率一定攀高到10%，因为现在看到了经济复苏，回升的前景，在这个操作之下，在危机过去以后，会把赤字再回调回来，它的公共部分债务接近GDP100%，在国际上比较不是最高的，意大利现在数据上看起来很长的，在十年左右的时间段都是100%，而是更高一些，日本最新的数据攀高到180%，美国并不是顶尖的。一个角度是风险要防范，他们心理上有数，不到临界点。

　　中国是比较谨慎的，这两个指标都相当低，我们应该对美国人、对欧盟发出我们的声音，你们应该更审慎地处理你们的风险防范，你们的风险是影响全世界的。我们应该发出声音，美元的独特地位，世界货币霸权的地位，已经受到理念的挑战，没有受到制度建设层面的挑战，我们慢慢把制度建设引出来，像美国的赤字率、公共债务规模。当然这种约束和美国的博弈过程，我并不认为短期之内能有突飞猛进的变化，但是以规则制定者身份参与以后的博弈，我们应该越来越把自己的声音提高，这是一些初步想法。中国自己的风险显然现在不值得做很大的忧虑，但是中国的结构问题要和总量问题放在一起，更多加以考虑，支持我们的发展后劲。

　　左小蕾：

　　贾所长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我们关心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当然它的政策制定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经济形势来决定他们政策的进退，但是从中国角度来说，这些东西会带来我们很多不确定因素或者进一步的风险。下面还有一个跟这个相关联的，也是国际政策变化的监管的问题，货币政策。全世界这次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零利率，通过把利率降到0以后，还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时候，然后是数量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次造成不知道将来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带来全球流动性过剩，进一步美元贬值，全世界将来的通货膨胀，现在已经看到大宗产品在全球的复苏，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稳定之前，资产的价格和大宗产品的价格已经率先攀升。这个会不会为潜在的下一轮危机埋下伏笔，现在关心的是全球合作平台下，大家达到共识，联手的行动。政策的撤退，政策的退出，是不是也应该达到全球的共识或者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时间表，或者有一个撤退的步骤呢？我们想请曹远征先生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他的看法。

　　曹远征：

　　谢谢！

　　先对刚刚贾康说的做一个评论，我们对美国担心的是什么？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它赤字融资的手段。美国的财政赤字的比率在不断上升，美国的财政赤字主要靠国债来融资的。现在比较担心的是美国国债将近二分之一是卖给海外的，现在说衰退，包括中国、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在减少，购买美国外债的能力在减弱的。第二，在美国居民本身现在在银行的储蓄比较低的，国内市场购买美国国债的能力也是不太强的。以一种逻辑来说，如果让债务市场继续帮助美国进行财政融资的话，只有增加货币供应，否则利率会很高的，融资成本是非常高的。预示只有增加货币供应，把利率降下来，美国的国债才有顺利融资的可能性。于是两个指向都变成一个货币供应要宽松。后面一个问题，美元很可能是贬值的情形，而且贬值的速度超过预期。

　　我们注意到在前一段时间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流动性偏紧，大家为了防御风险，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元的汇率是坚挺的。全球有回暖的趋势，大家花钱，美元开始贬值。这个过程人民币和美元的兑换由6.83现在到6.82，随着世界经济进一步复苏，很可能美元贬值会更大。所以我个人的意见认为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要退出来，可能是比较困难。这是它在市场当中非常担心的一件事。

　　左小蕾：

　　谢谢。这四个大问题是我们非常利益攸关的问题。下面请曹司长来谈一下，我相信很多人更关心的中国宏观经济的监管和调控，明年或者今后有什么样的进一步的思路？

　　曹文炼：

　　报上前几天公布国务院讨论第三季度形势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纪要，已经发布了政府政策的导向。大家注意到在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大家也注意到政策的着力点相对发生了一些微调、完善，更大加大对结构调整方面的一些政策的导向，包括对班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各个宏观部门，包括金融监管部门相互配合，出台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第二，在今年以来第一次提到要管理好通货膨胀的预期，包括也要防止可能的资产泡沫等等。

　　另外，提到前不久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些政策措施，加大对这方面的政策落实。因为前三个季度比较明显，国有投资回升得很快，但是民间投资差距还比较大。所以，下一步包括我们国家发展改革委也正在牵头制定怎么进一步鼓励民间投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方面的导向都很清楚。

　　左小蕾：

　　谢谢大家，不知道大家是否清楚明年的政策把握。

　　《证券日报》记者：

　　曹司长，目前国内银行已经获得保险、基金包括信托的营业牌照，您之前提到国家现在一直处于分业监管的阶段，是不是表示以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金融合业经营的趋势？监管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相应的变化或者调整？

　　曹文炼：

　　总体上应该说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也在探索金融综合经营的业务创新，包括金融控股公司下面不同的，像银行、保险业务有风险隔离墙，子公司的模式。包括保险公司和银行机构相互参股，包括业务的相互经营，包括几个协调部门的监管机制等等。我相信在短时间内中国的金融机构演化不会出现像欧洲的全员银行的模式，可能更多是在金融公司控股框架下不同子公司开展的以一定主业为目标的综合经营的趋势。

　　提问：

　　曹司长、贾所长，地方负债增长很快，拿了银行大量的信贷，这一块的风险两位怎么认识？

　　曹司长，直接融资这一块，委里是不是已经有了相应规范的措施？

　　贾康：

　　地方融资平台实际上由来已久，这些年一向在发挥作用，我们面对外来的危机压力，实行扩张政策以后它更活跃，所以他们也就更关心他们的问题。总的相关的调控方面的建议，我们作为研究者是这样提的，应该注意到现实经济生活给我们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导向里隐含着中国的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税财政，应该赋予地方政府合理、必要的举债权。地方政府绕过预算法，通过融资平台操纵，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完成它的融资目标和它的发展现实需要融资实际的这些操作，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显然有它的不规范性。有合理的因素，就应该考虑怎么样疏导到更合理的阳光融资状态，有不规范性就要削减它的不规范性，堵住它有可能带来风险的这些途径。最简单的说法是有“堵疏”两个字，应该说堵疏结合，有堵有疏，但是我们的观点，堵不如疏，应该用大禹治水古老的政策。应该把现在已经发挥作用的融资平台和地方举债的融资活动引导到阳光融资，在公共财政状态下，受全社会监督，受市场约束的状态下，这是一个思路的东西。但是短时间内还要采取可操作的办法，尽可能降低和规避风险，让它发挥作用。有关部门的调控管理可能还得涉及到具体的操作事项。

　　曹文炼：

　　首先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统计和研究分析，贾所长在这方面过去做了很多研究，地方债务负担，我个人建议应该建立一套统计和透明的制度，才能分析它的风险何在和防范它的风险，规范它的行为。

　　第二，跟我们讨论的金融监管有很大关系。金融监管对银行的信贷行为、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上怎么合理的调控和监控，使它不至于大而风险集中，贷款集中到地方平台上，因为这也是今年上半年以来信贷投向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第三，包括更深层次，包括财税体制方面研究一下，中长期财税体制的改革，逐渐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使地方追求业绩、追求政绩的驱动力逐渐弱化，还原到市场经济的一些本质上。

　　左小蕾：

　　我个人认为嘉宾在金融监管的平衡之策方方面面有非常独到的和精彩的观点，我都非常赞成。我个人认为这么大的危机，全球的金融秩序、全球的经济格局都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为了防止今后新兴市场国家避免受到金融危机的再次冲击，我们对金融危机要做深刻的反思。关于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关于全球金融秩序的建设问题，在后次贷危机当中应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有很多问题可能从理论上也要进行反思，甚至去否定，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创新一个适合全球经济和金融能够平稳的发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间，所有的参与主体都应该得到更大的发展。

　　谢谢各位嘉宾，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

　　主持人曾子墨：

　　非常感谢左小蕾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嘉宾主持，当然也要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上午的论坛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所有的嘉宾朋友都围绕金融危机以后，全球金融体系的走向，以及金融监管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发表了高见，在座的各位应该也是收获良多。下午两点钟会继续来到这里继续金麒麟论坛，金融危机我们会关注各位的声音，我们也想聆听，也希望各位在新浪财经、新浪金麒麟论坛上就本次论坛的议题发表您的意见。

　　下午两点钟再见，再一次感谢各位，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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