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宣布，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产能过剩行业，国家有关部门将原则上不再批准扩大产能的项目。

　　上述举措连同先期已经施行的类似举措，稍作推理即可得出两点推论：其一，中国的产能过剩沉疴难起、尾大不掉，难以想象，假如没有一次紧过一次的行政整治，反复膨胀的过剩产能更将疯长至何种程度；其二，一路遭遇行政整治的强力阻击，中国的产能过剩犹有扩散、恶化之势。由此可见，导致这一恶果的内在机理自循环、自强化，并不因为外在的政策调整而趋向疲弱与消亡。

　　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最能说明事态严重：作为调控重点，该行业曾以近乎极端的“铁本事件”宣告世人压缩产能绝不手软。却不曾想，随后发生的实际情况是，有资料显示，2005年该行业总产能升至4.7亿吨/年，产能过剩1亿吨。而如今，据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披露，截至2008年底，中国粗钢产能已经达到6.6亿吨/年，而今年全年消费量不过区区5亿吨。两厢比较，数年之间本就严重的产能过剩竟然仍在恶化之中。据初步统计，仅今年1-7月，钢铁行业累计投资就已高达1725亿元，目前在建项目还将新增粗钢产能5800万吨/年。

　　推动产能过剩的内在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经济与非经济两类，其中就后者而言，很难为修补式行政手段所消除的因素包括：其一、上下级政府间过长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利用信息传递链条过长这一优势对上级政府隐蔽信息，而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又往往不能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地监督和约束；其二、相对“软化”的制度约束环境。表现在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单向激励中，产权界定模糊和预算软约束极容易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机会主义盛行；其三、财政分权制之上的地方政府间竞争过度，导致本来应由市场机制引导的资源被变异配置。

　　相比非经济类因素，推动产能过剩的经济类因素显然更难为行政手段所消除。因为种种原因，中国长期表现出资本过剩并且廉价的怪异特征，特别是在近几年中，此怪异特征伴随境外资金竞相涌入而更趋显著。即便是在金融危机尚未消退、境外流动性相对收缩、中国贸易顺差大幅收窄的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外储依然增加3266亿美元，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继续攀高至18.54万亿元。

　　当然，中国的资本过剩另一面，即，中国的资本配置严重偏离实际所需，尤其是作为长期落后代表的第一产业，以及中小企业大量集中的第三产业，资本供给的严重匮乏恰与同期第二产业资本深化不断加快成鲜明对比。值得警惕的新动向是，中国的资本相对过剩快速累积而投向相对狭窄缓慢改观，近于必然，十部门近期宣布重点整治的产能过剩行业不仅包括钢铁、水泥等传统工业部门，甚至还包括了多晶硅、风电设备之类的新兴产业部门。

　　成因如此复杂，单以行政手段自然无力根治盘根错节的产能过剩。因此，根本之计除了不断提升限产限批覆盖的广度和执行的力度，更为重要的是，重拾改革开放初期背水一战的勇气，直面事关经济社会全局更深层次的矛盾，只有如此，屡治不愈的产能过剩才能真正迎来标本兼治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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