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 刘卫平

　　能源，

　　中国经济增长的钥匙

　　 如果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速度比喻成是一辆快速行驶的汽车，一路上不断赶超其他车辆，人们难免会有疑问：这么快速的车，会不会撞车？如果翻车或者撞车，可能导致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借用信息时代的术语，可以把事故的原因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硬件故障，一类是软件故障，还有一类就是能量供应故障。这是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学家们热烈探讨的一个话题。

　　 硬件出故障包括轮胎爆气，或轮胎松弛，或发动机故障。这相当于经济学家们常提到的银行失灵带来的危机，包括国有企业生产率低下、公共财政管理低效等问题。软件出故障则是指，比如说车里的乘客在某方面意见不一而发生冲突，比如对汽车的行驶方向、驾驶方式等意见不同。这对应行政管理绩效相对于人们的期望值变低，这意味着并不一定是行政管理业绩真正下降，而有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期望值提高。在中国社会，人民通过教育等方式不断了解外部世界，在对比中，他们期望政府能够改进行政管理，最终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能源供应故障则是指汽车缺油、缺电，或者别人拔走汽车钥匙导致无法启动车辆。汽车没油，相当于环境方面的灾难，那么对中国而言，可能指缺水或是气候变化导致的问题。别人拔走钥匙，则意味着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制裁。

　　　 　以上三种故障出现的机会并不相同。在硬件方面，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说明了绝大多数硬件问题可以有效解决，中国政府也有信心根据自己的国情，通过改造其他国家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硬件问题。即使新创造的解决方案出现错误，但只要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中国政府不可能持续犯错。在软件方面，中国提出了创建和谐社会，充分表明中国解决软件问题的决心，同时中国也不断出台各种建议方案、方法，如减轻农村贫困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软件故障。而能源供应故障在未来几年内可能涉及到中国对外贸易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中国最大的危险所在。

　　富国不再热爱自由贸易

　　 这是因为人们对于贸易为改善福利所做出的贡献感到很失望。“你是否认为自由贸易对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Pew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于2003年和2007年分别在38个国家对此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国家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正在下降——38个国家中有27个国家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下降，仅有9个国家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上升，另有两个国家的支持率保持不变。假设忽略小于5%的变化，即只计入超过5%的支持率变化，则共有13个国家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大幅度下降，4个国家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大幅度上升。有趣的是，4个对自由贸易支持率大幅上升的国家都不属于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成员，而13个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大幅下降的国家，则包括七国集团中的美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它们都是世界贸易体系的核心成员。

　　 这个让人吃惊的结果，意味着那些对世界贸易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国家和人民，不再支持自由贸易的发展，转而反对自由贸易。

　　 美国对自由贸易态度的转变尤其具有典型性。2003年，美国约有78％的人持肯定回答，但2007年已降至59％。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支持已经减弱：美国官方立场一向支持多边自由贸易，而非和单独的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作为其最邻近的盟友是唯一的例外），如今却跨过太平洋和韩国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2007年三个美国参议员提出法案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建议进行贸易制裁，而美国本届总统——民主党人奥巴马先生最终是否仍很可能会签署这个法案？

　　 记得早在2006年3月22日的一个下午，清华大学的一个教室里，三位美国参议员科本、葛拉罕与舒默，就由他们提出的对中国商品征收27.5%惩罚性关税的议案之事，进行了他们首次来华之后的第一次与非官方人士的对话。

　　 邀请他们来清华的是清华大学“全球领导力”教授约翰·桑顿先生，桑顿是美国高盛公司前总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记得一位议员直问桑顿先生：你认为人民币是不是应该升值？！当时，对于突如其来的直问，桑顿教授略低了一下头，瞬间抬起满面涨红的脸，回答道：应该！但不是现在！对于桑顿教授绝对睿智而无懈可击的回答，我们在敬佩桑顿先生的同时，也为他深深捏了一把汗。桑顿是美国人，对中国非常的友好，他认为21世纪最重要的事情是：中国的崛起！我们知道深深埋藏在桑顿先生心底的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中美双边关系、环境问题。2003年，桑顿先生放弃高达1120万美元的年薪，到清华大学当一名年薪1美元的教授，他这一惊人举动曾令各界哗然。六年来，桑顿先生每年至少有五个月在中国度过，他在为清华的学生讲授“全球领导力”课程的同时，不仅为中国公司及政府官员教授课程，也为他们出谋划策。他希望能够成为“美国人乃至西方人中，非常了解中国的人”。　

　　 当时作为清华EMBA的学生和“全球领导力”课程班长的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不同寻常的课程。我也就是那位被《华盛顿邮报》当时所报道的“一位身着蓝色衬衫的学生则将矛头指向参议员问道，这些支持惩罚性关税法案的议员究竟有多少人曾到中国参访过，许多美国人其实对中国的内部实况根本不了解”的中国学生。

　　 我们知道，美国一向是WTO最坚定的支持者，现在却在支持自由贸易方面犹豫不决，原因很多。首先，自由贸易导致国内工人的焦虑情绪。其次，美国向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及东南亚国家开放市场是基于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冷战的历史已经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考虑是否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再次，最支持WTO的最有组织、最有游说力量的团体——经济学家改变了观点。过去，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益。萨缪尔森也曾经建立过相关经济模型支持该观点。而在三年前，萨缪尔森改变了观点，他认为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有好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发达国家并没有好处。从那以后，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对于美国并没有好处。

　　 由此，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评价自由贸易。从国家的层面来讲，是穷国还是富国受益更多？从2000年到2008年，从GDP增长的角度而言，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从企业的层面来讲，是大企业受益，还是小企业受益？这个尚无确切结论。但可以肯定，跨国企业是最大受益者，在全球投资报告中，跨国企业前一百家没有一家掉出百名之后。从受益的角度来讲，是穷人受益还是富人受益？穷人受益的幅度要比富人小得多。

　　谁影响了美国人就业？

　　 美国人不再热爱自由贸易，是因为对自由贸易为改善福利做出的贡献感到失望，并且认为是自由贸易使得“中国工人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时任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的著名经济学家胡永泰先生认为，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贸易逆差并未造成美国人失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过去20年里最重大的一件事情，是原来属于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及占全世界50%的人口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他们从原先本国的独立经济体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1990年，全世界23亿工人中只有10.8亿人完全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其余工人则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中国从1992年开始有限度加入世贸体系，承诺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印度于1991年12月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此外，前苏联、波兰还有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及其工人也不断加入了国际贸易体系。2001年，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劳动力数量翻了一番。根据国际贸易模型，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劳动力数量翻番会导致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根据该理论，美国与中国等国的贸易逆差过大导致美国工人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陷入艰难的境地，因此许多美国人呼吁人民币远期升值40％，即期升值25％以减少贸易逆差。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经济理论的预测并不能用数字证实，逆差并未造成美国人失业。

　　 从1983年开始，美国贸易余额占GDP的比重一直稳步下降，1998年以来大幅度下降。同期美国全职工人的平均薪酬稳步上升，失业率保持低水平，并较1983年稍有改善。即使是在中美贸易冲突中备受关注的美国的蓝领工人，其工资并未下降，失业率也没有上升——具体来看，1983-1996年蓝领工人工资水平停滞不前，但随着此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其工资却开始上升。

　　 现实与模型的判断相反，到底是经济模型，比如说赫克歇尔-俄林模型错了，还是数据错了？

　　 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导致工人工资提高、频繁换工作。在全球化成为一个重要经济趋势的这20多年中，另一个重大的经济趋势就是技术创新速度不断加快。技术创新的影响之一是会使工资水平提高。由于技术创新的速度加快，同样的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即使面临国外的竞争，仍可以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竞争会使得工资下降，但由于技术创新会使工资上升，当技术创新促使工资上升的力度，超过了竞争导致的工资下降力度，美国的总体工资水平就会上升。

　　 应该说，胡永泰教授的这个理论很好地解释了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美国的失业率没有下降同时工资却提高的现象。他也进一步推断，蓝领的收入增加非常有限，意味着非蓝领很可能是服务业以及高技术的制造业的收入比以前增长得更快，意味着美国在高端技术、高端服务业方面的边际收益可能非常高。这也表明，美国实际上是通过其服务贸易受益于全球贸易自由化。

　　 技术创新的影响之二是技术创新导致人们频繁换工作。技术创新提高了产量，但也有负面影响，技术创新使工作技能过时，一些使用旧技能的工人将失去原来的工作，即技术创新导致人们可能会频繁换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保持一份工作的时间越来越短，证实了这个预测。45至54岁的年龄层，每份工作的时间从1983年的12.1年减至2005年的8年。其他的年龄层的人也呈现这样的特点。导致人们频繁换工作的原因可能是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做同一份工作，所以想要不断换工作，也可能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技能过时了，所以不得不换工作。

　　 频繁更换工作并非没有代价，失业者必须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物质压力。具体而言，失业意味失去公司买的医疗保险，非常危险。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对比，美国对失业者提供的救济较少，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在美国，失业保险只能够保证失业者获得上一份工作的工资的53％，较其它工业国家较低。德国的比例是78％，法国是73％，唯一比美国低的是英国，在撒切尔夫人统治之后比例是46％。同时，美国提供失业保险的时间也比较短，仅有6个月。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只要能够证明你正在积极找工作，就可以永远享受失业保险，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在德国是12个月，法国13个月，西班牙24个月，英国也是6个月。

　　 究竟是什么导致工人频繁更换工作？有人认为是全球化。而真正的原因则是技术创新。美国技术创新可以从格林斯潘的自传得到印证。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时，曾被人指责频繁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但他认为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当意识到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经济中供给增加较快，通过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中的需求。其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创新。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并非完全独立，有时候二者是互补的，可以并存，技术的创新能促进全球化。比如，以前公司需要聘请会计师去办公室才能完成的账目整理，现在公司只需要把账目相关的表格发送到印度，则可收到按照美国会计准则处理的账目。

　　中美应共同调整贸易失衡

　　 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问题。很多美国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两国间贸易摩擦和紧张的情况。实际上即使实现了人民币的升值，也不能够消除两国间紧张的局面，这并非最好的做法。设想人民币马上实现25％的升值，只要亚洲其他货币汇率不变，美国虽然减少从中国进口产品，但会从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进口，从而即使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会下降，但是美国要从其他东南亚国家购买商品，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状况却不会发生改变。

　　 只要整体贸易逆差保持不变，只要技术创新持续下去，中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这种紧张的局势就会存在下去。除非所有亚洲国家的货币都升值，否则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够抵消美国技术创新对美国国内就业的影响，也不能够减少美国总的贸易逆差。中美贸易逆差更多的来自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而不能单纯把它看成是汇率原因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靠一个国家单独采取行动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只靠使用汇率调整这一种工具就能解决，它需要很多国家共同采取行动，而且需要采取多种工具。面对中美贸易争端，胡永泰认为大家需要关心的是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做些什么，而不是单个国家该做什么。从经济结构来看，中美两方面都存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结构的不平衡。中国持续贸易顺差与中国国内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有关；而美国持续逆差，则与美国的储蓄率太低、消费率太高等美国自身方面的问题有关。

　　 共同挽救WTO。当人们提到贸易不平衡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世界上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WTO这个体系的生存问题。现在多哈回合的谈判正在趋于失败。谈判的双方，一方是富有的国家，另一方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减少农业补贴，这样的话，他们国家生产的食品可以出口到发达国家去。而这些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降低制造品的关税。　　

　　 中国如何减少经常账户顺差。即使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为零，由于美国的技术创新是导致工人焦虑状况的内在原因，中美两国间可能仍存在紧张关系和矛盾。但维持经常账户盈余为零能使美国无法将紧张关系归咎于中国。中国可通过以下几种方法试着减少经常账户顺差。

　　 第一，中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高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再增加国内财政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减税等。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只是一个短期的方法，但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了长期它会引发腐败。另外可以增加进口密集型的投资，比如投资于中国的学生，大量派他们出国学习。第二，进行银行业改革，提高金融市场效率。解决中国经常账户盈余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解决中国金融体制问题。一个非常高效的银行体系可以使所有的储蓄都转化为有效投资，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经常账户的盈余。改善中国的银行体系能够有效解决储蓄过剩。中国银行业现主要由国有银行或国家控股的银行主导，而政府允许外资私营银行一定程度的进入，但不太鼓励国内私营银行的发展，这种情况不常见。中国需要建立起私营的银行，也需要不歧视私营企业的银行，并改变银行业为国有成分银行主导的局面，使银行贷款不止提供给国有企业，也可以提供给私营企业，从而所有储蓄才能转化为投资，扭转经常账户持续盈余的状况，维持经常账户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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