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资》记者 秦颖

　　据统计，作为占文化产业龙头地位的新闻出版业，今年的产值已经逼近万亿大关，占据了整个文化产业的70%以上的份额。其中，包括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以及其他印刷品印刷的总产值就近5000亿元。

　　而从今年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上传来消息：2009年上半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背景下，出版业的产值增长仍在30%左右，图书销售增长20%，新媒体出版增长40%，投资增长约36%⋯⋯目前，出版业正迎来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作为全国出版领域第一家实现整体转企改制的出版集团，其改制转型之路，其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其探索的市场经营模式，均被认为是出版业界乃至文化产业界改革的一个先锋示范，备受瞩目。

　　转型之必然

　　今天看来，出版业转型有其必然性。与其说出版社改革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产物，不如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赋予出版业界的一种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出版业始终被党赋予了意识形态宣传阵地的使命，这就造成了出版业因为被过分强调政治性而轻视了出版组织的产业建设。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出版组织实行事业管理，财政给予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出版工作主要根据中央统一要求或者指令由各个出版单位来实施，这奠定了我国高度计划性的出版体制。

　　“这种体制的影响力至今仍然存在。由于实行事业管理，图书出版在一定意义上不存在销售问题。因此，高度计划性的出版体制使得出版单位不必考虑经济效益这个目标。”一位出版业界的知情人士向《上海国资》介绍。

　　然而，这种目标单一、体制僵化的机制，导致出版单位极度缺乏活力，图书出版活动无法适应社会日益增长的多种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呼唤改革水到渠成。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出版事业在市场化方面逐步开放，出版组织也越来越企业化。新体制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中国出版业的超常规发展。从1978年到1999年，中国出版业的体积扩大了10多倍。

　　“不过，由于这种改革是在行政计划体制内部进行的调整，因此，这种体制下的出版组织形态不可避免地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一位文化部门的官员对《上海国资》指出，“此时的出版组织在企业化改革方面不彻底，其性质、形态、功能结构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想在产业化道路上有所突破、要想在图书市场形成竞争力，出版组织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亟待根本性的转变和突破。”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要求。2003年，中央进一步明确要将大部分出版组织的性质转为企业。并在随之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央先后出台了大量的改革措施，围绕政企、政事分开和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这个主题改革出版组织。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于1999年，是经中央批准的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此时，其作为改革试点单位，成为了建立现代出版组织的先行者，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陈昕，世纪出版集团的掌门人，也是带领世纪出版集团转企改制的领路人。在组建出版集团之前，他曾连续3次带团考察欧美日几乎所有的出版集团，思考适合中国的出版集团发展路径。

　　“从国际出版业的出版组织形态可以看出，现代出版组织具有鲜明的结构特征与制度特质。具体地讲，这些特性有：符合市场需求的企业形态、鲜明的文化追求和企业使命、内容创新能力和以内容提供为核心的产业链布局、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内部管理机制、具有强大的国际扩张能力等。”陈昕说。

　　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图书出版业来说是种机遇和挑战。表面上看是经济现象，它可能对中国图书市场形成压力，但是，市场竞争的失利则意味着，出版组织的政治社会功能可能被弱化，一旦本土图书出版业将市场拱手让给境外出版组织，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也将拱手让出。

　　“因此，在新时期，中国出版组织面临着更加迫切的制度创新任务。只有坚持走制度创新之路，中国出版业才能既维护执政党领导地位又能为企业带来经济活力。”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转企之探索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现代出版组织的制度创新必须解决与市场体制有机结合的问题，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陈昕介绍说。

　　世纪出版集团试图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按照现代出版组织要求构建出版企业。

　　“这方面，我们分别从企业形态的功能定位、现代企业治理机构、内部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和创新。”陈昕说。

　　按照现代企业的发展规律和国际惯例，世纪出版集团将集团内的大部分经营性资产剥离出来，与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上海精文投资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等国有投资主体共同发起设立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建立国有多元、市宣传文化系统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选择合理的股东结构，使转制后的企业从一开始就具备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形态，有利于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为今后企业形态进一步升级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创造了空间。”文化部门的一位知情人士指出。

　　“转制后，世纪出版完全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建立起了公司治理结构，分别建立了决策、执行、监督机构。”陈昕说。

　　作为公司决策机构的董事会，从建立之初就引入了外部董事的概念。“市委宣传部派出了3名外部董事，我们集团派出了4名董事，其他股东也派出了4名董事。这样就有效体现了董事会决策的公平性，有利于防止一股独大产生的决策偏差。”陈昕说。

　　“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一套符合企业发展规律、调动员工积极性、促进出版生产力提高的管理机制。”一位文化产业研究人员对《上海国资》谈道。

　　对此，陈昕表示赞同，“世纪股份在人事制度上形成了管理人员能上能下的机制，各级管理人员公开竞聘、定期考核，并实行任期制；收入分配上，以岗定薪，工资收入与企业效益和职工实际贡献挂钩。总之，规范管理制度的实施，就是为了增强企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从而更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要求。”

　　那么，究竟进行怎样的制度设计可以保证党对出版企业的控制力呢？为此，世纪出版集团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通过股权结构安排就能看出，市委宣传部文化国资管理部门本身就对股份公司行使出资人权力，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我们主要是通过在决策权、掌控权、管理权等方面将党的领导和现代出版企业的管理运作相结合。”陈昕介绍。

　　为了保证党对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在决策权上，党委成员依法进入股份公司领导层和确立公司决策议事规则；在掌控权上，通过设立编辑政策委员会，保证党对出版导向的把控；在管理权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保证党对转制企业各级领导干部的管理。

　　转身之深耕

　　通过积极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世纪出版集团发生着巨大转变。1999年集团成立时，销售码洋仅为5个亿左右，2008年销售码洋总和已达到近20个亿。

　　近年来，世纪出版集团按照产品线对下属出版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合，重新组织出版资源。分别组建了基础教育图书、高等教育图书、古籍、大众图书、专业图书、工具书6条产品线，拥有了14家出版企业。在此基础上，集团在原有的出版社内部剥离出原创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动漫和音乐4个出版中心，把他们打造成品牌出版实体，以此提高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覆盖率。

　　为了开发和占据更多出版资源，2002年，世纪出版集团尝试在北京建立了异地分支机构——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该公司现已发展成为年销售码洋7000多万元，是具有相当品牌影响力的新型出版机构。”陈昕介绍。

　　通过资源整合，集团所属出版单位内容创新能力得到增强，出版了大批读者喜闻乐见的极具市场竞争力的图书。集团业已成为国家骨干出版项目的主要担当者，在全国出版企业中确立了承担重大项目和获得国家奖项的领先地位，并在多个主要细分市场占有率上位居前列。

　　为了夯实出版市场，世纪出版集团还紧盯出版发行体系这块核心业务。

　　“我们是全国唯一对发行体系进行业务整合的出版集团。”世纪出版集团的一位业务负责人介绍，目前，集团设有发行中心，所属出版社各有市场部。发行集中后，逐步建立了分级分类的图书销售网络。

　　“同时，我们还对销售全过程实行计算机管理，建立了内部局域网，并与各社和物流公司实行了计算机信息传递。”该负责人谈道。

　　据悉，除了初步建立了电子商务模式，世纪出版集团更是将搭建现代出版物流平台视为推动其数字化条件下产业转型的重要依托。

　　“目前，集团花3.5亿打造了上海市最大的、国际一流的一个物流系统，面积将近10万平方米，为全世界任何企业提供一流的服务。所以从出版服务业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物流平台也是希望通过服务来实现更多的增值，来提高我们的竞争力。”陈昕说。

　　未来，世纪出版集团将在培育数字出版商业模式、延伸出版产业链、拓展国际合作和寻求资源整合实现整体上市4个方面加速拓展力度。

　　放眼全球，陈昕诚恳地表示，和国际一流的出版集团相比，世纪出版集团在机制灵活度、面向市场的能力、全球运作能力3个方面还略显薄弱。

　　“当然，我们的在某些领域，可能比做得国外更好，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陈昕谈道。

　　世纪出版集团曾陆续为美国人罗伯特。科恩出过3本书。在接触和感受了世纪出版集团的运作和工作效率后，科恩感慨地说：“我在美国的10多家出版社共计出过30多本书，也在全世界被译成很多版本，但比较下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是全世界最棒的出版公司！超过任何美国公司的效率。包括对书籍的推广拓展活动，都非常非常棒！”

　　类似的评价还有来自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夫人切丽，其自传《道出真我》就是由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发行的。切丽对中国的许多媒体都谈道，这本《道出真我》的中文版，甚至比英文版都要出得好。“不管是书的内容设计、市场推广，你难以想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改革实践表明，出版领域的改革是一次深刻的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在其转企改制过程中，既保证了党的领导、出版导向，又让出版企业在改革中焕发了出勃勃生机。其通过改革所激发出的文化创造性和市场活力，令业界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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