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胡萍

　　特邀嘉宾：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常修泽

　　“金融危机之下，如果说沿海地区有‘近忧’，那么中部地区则应有‘远虑’。”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常修泽教授这样对记者说。

　　9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再看近年来，中部六省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崛起的势头引人注目。尽管如此，中部地区仍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在国家重视、政策利好的环境下，中部地区该如何突破薄弱环节，如何再造未来发展“高地”，记者专访了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

　　记者：9月，国务院会议指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在内的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也存在诸多制约中部地区长远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您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什么？

　　常修泽：我们在看到中部地区的优势，如区位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土地资源优势、能源原材料丰富等优势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包括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开放度问题、发展方式问题等。

　　目前，中部地区存在产业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为“重型化”，资源类产业占相当比重，加工业存在低端化倾向；经济增长方式为“粗放型”，主要表现是资源消耗较大、污染比较重、技术含量不高；在体制方面，相对于沿海省区，中部六省的国有经济比重高，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发展比较滞后，这是不小的“短板”；开放度不高，这次金融危机传导到我国，沿海等外向型需求高的地区受影响较大，中部地区在开始阶段所受影响不大，但随着危机深化，也逐步受到拖累。如果说沿海是“近忧”，那么中部则应有“远虑”。另外，思想观念陈旧保守，经济活力不够也是制约中部发展的根本原因。

　　记者：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体制机制弊病一直困扰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如在发展“两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存在着财税、价格、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体制障碍。您认为如何才能破解体制障碍？

　　常修泽：当前，中部要崛起，关键在于能否打破体制藩篱。建议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以职能转换为重点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做到一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二不包办企业决策、三不代替企业招商引资。把“经济管制型”职能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职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二是在企业层面推进体制创新，塑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切实建立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为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如产权保护制度、风险投资制度等。三是通过一系列产权制度创新，使人们从利益的角度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使资源资本和生态环境资本升值。四是从“参与”和“应对”经济全球化两方面推进体制创新。改革现有体制的同时，积极主动与国际市场接轨，通过优势互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

　　记者：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部六省面临一个新的任务，即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这可以说是中部崛起的一大亮点。承接转移在中部地区发展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怎样将中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常修泽：我认为，承接转移是打造体制创新高地的现实选择。首先，“承接产业转移、推动结构升级”，即“转移升级”，这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其内涵比招商引资宽泛得多。承接是将外部产业引入中部地区，但同时也有一个自身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要注重把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本省的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安徽省出台的“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就是着眼于通过自主创新来提升产业结构。其次，承接产业转移应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工业，也包括服务业、现代农业。最后，承接产业转移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土地方面，探索实行耕地“占补平衡的异地调节”，适度放开承接区的用地，“区内占地区外补”，这样土地这盘棋就可以走活；也可以考虑将土地指标评估———作价———折股，与占用土地的地方合作共建“承接园区”。金融方面，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暴露出来的中小企业融资瓶颈问题尤为突出，所以要弥补这个缺陷。建议中部地区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有关方面应给予支持。财税方面，现在一些地区运用“飞地开发”模式，这涉及到转移地与承接地的财税分成问题。仅仅由两地地方财税“打交道”是不够的，需要有国家层面的相应制度安排。

　　对于如何把中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建议从五个方面着手。一要尽快采取措施调整产业结构；二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三要积极建立新的高新技术试验区；四要做好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五要推进六省的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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