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挣脱思想枷锁、喜新厌旧、标新立异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代风气。人们渴求新的思想资源、理论资源，厌倦了陈旧的话语体系。所以，当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 《短缺经济学》一出现，中国经济学家就对他的分析和术语着迷：短缺经济、投资饥渴症、扩张冲动、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 几个词串起来，就把一个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运行特征揭示出来了：企业的行为逻辑、资源配置的失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既有分析框架，又有漫画形象；美妙的理论解释。一时间，特别是青年学子言必称“科尔奈”、“短缺经济学”。

　　此时，科尔奈的书在国际经济学界已经受到了广泛好评。中国，是他格外看重的地方，是可以验证他理论的土地。而最早认识科尔奈的大陆经济学家大概是吴敬琏。那是1981年，他出席在雅典举行的国际经济学会圆桌会议。科尔奈在演讲中，阐述刚出版的《短缺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指出短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特有的痼疾，遭到一位苏联学者的强烈反对。那位苏联学者认为，短缺只是计划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科尔奈的分析在吴敬琏这里却得到了回响。他到吴敬琏的房间聊天。吴敬琏认为他很有说服力，希望他的观点能被中国人了解。此后，吴敬琏常向人介绍科尔奈及其思想，1983年，他在耶鲁大学向钱颖一的介绍，引出了日后钱颖一和科尔奈的交情。而此后科尔奈的书在中国出版，吴敬琏也始终是一位推动者。

　　科尔奈，1928年生，1980年代中期任职于哈佛大学经济系和布达佩斯高级研究院，著有《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1957）、《反均衡论》（1971）等。《短缺经济学》是他的巅峰之作。早在他写学位论文时，就有一章讨论短缺问题，往后二十年，短缺问题始终萦绕在心，直到1976年在瑞典，他把这些思想的碎片，拼成一幅完整的图画，登上了新的高度。他希望实现两个目标：描绘出社会主义体系运作的全景图；系统地展示长期短缺经济的现象、原因和效果。透过部分，展示整体。

　　“短缺”，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选题。平凡，是因为它来自日常生活经验；伟大，则是由此上升到理论，得出普遍性结论。所有有过这种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感到，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归结为短缺，是多么准确，甚至会产生出熟悉和亲近感，而不是教条的、冰冷的理论。而之所以它被科尔奈抓住了，有一个原因是肯定的，那就是参照系，资本主义国度和布达佩斯近在咫尺。虽然科尔奈回避了政治和制度问题，但是谁都能从《短缺经济学》读出了它的政治意义。对于很多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知识分子，这本书足以使他们改变世界观。

　　《短缺经济学》在中国出版是1986年的事。但是，从1984年，媒体就开始介绍科尔奈和他的著作。《短缺经济学》的译稿被打印出来流传。虽然科尔奈的实证研究被某些西方学者批评为“实证非实证”，但是对于想摆脱说教式空泛议论的中国学者，科尔奈从实际情况入手，弄清问题“是怎样”的经济分析，提供了可资学习和借鉴的途径。国家体改委体改所一成立，从1985年2月至11月，就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组织了有21个部委、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参与的大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查，近400名专业人员、研究生、大学生，对23个试点城市做调查，形成了130余万字的156篇调查报告。这也是一次实证研究的努力。他们采用了一个 “科尔奈指数”，来衡量市场机制在从资源约束型的卖方市场到需求约束型的买方市场中的作用程度，结果显示，企业作为买方的主权地位正在上升，作为卖方的垄断地位正在弱化。这个调查研究成果集成 《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于1986年4月出版。

　　1985年8月，科尔奈和夫人第一次受邀来到北京，去机场接他的是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1982年，赵人伟在英国作访问学者时就已经读到1980年出版的 《短缺经济学》。8月27-30日，科尔奈参加了社科院经济所和世界银行举办的国有企业改革会议，他的演讲论文是《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讲到企业决策时，他用“一只半眼睛盯着政府，半只眼睛盯着市场”来描述，他的分析总能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新意。在经济所做报告时，会议室爆满，之后，年轻人簇拥着他问个不休。其间，抽空，8月29日，科尔奈为他的另一本书 《增长、短缺和效率》（1982年）的中文版写了序言。它由崔之元和钱铭今翻译，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崔之元在改革三十年回顾时说过：“当时，我和大多数中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对科尔奈的理论十分赞同，认为‘软预算约束’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病根。后来赴美国学习和教书的经历，使我日益认识到‘软预算约束’在西方经济中的广泛存在。”这是后话。

　　接下来是参加巴山轮会议。8月31日，科尔奈和其他受邀经济学家受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接见后，便去重庆上游轮。这是中国改革史上意义重大的会议。科尔奈将行政控制和市场协调作了不同组合，得到经济改革的四种目标模式。他主张采取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赢得了与会者的共识。然而，在现场，科尔奈却没有得到正面反馈。后来，他说自己感到了“阴魂不散的政治压抑，以及缺少自由和权利的社会状况”，“从主席和听众的脸上看不到表情，不知道自己的讲演是不是成功”，只有从经常包围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他提问的年轻经济学家目光中，他得到了些许安慰。这一次，科尔奈在他“一见如故”的中国呆了一个月，掀起了一股热潮。科尔奈的改革目标模式受到广泛关注，连赵人伟也被计委经济研究所请去做专题报告。

　　1986年，由几位年轻人翻译、高鸿业校阅审定的《短缺经济学》中文版面世，一时洛阳纸贵，出现《短缺经济学》短缺。科尔奈为中译本写序说：“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中国可能比匈牙利大一百倍。但是，这本书的主题不是写匈牙利的，而是‘传统的’或‘经典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模式。”当科尔奈再次造访中国时，有市长、大学老师和经理不断告诉他，“我是您的小学生”，令科尔奈受宠若惊。这次出版也成为经济科学出版社永久的骄傲，称它“具有革命性意义”。国家计委领导曾经主持会议，专门研讨与科尔奈 《短缺经济学》有关的问题。这位经济学家和他的书，对于中国官学两界的影响是空前的，其中有启蒙性质，同时也树立了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风气。

　　检索 《读书》杂志时发现，从1985-1989年，“科尔奈”的出现频率超过所有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也是同样。匈牙利经济学界有人认为，科尔奈从社会主义国家最常见的商品短缺现象谈起，具有和马克思《资本论》从商品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相似的研究特点。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马克思对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了深入的解剖，科尔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作了深入的解剖。赵人伟讲过一个故事，1986年10月，他和吴敬琏受邀去纽约参加由美国《比较经济学》杂志等单位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目标和步骤研讨会，在会后的一个华人经济学家聚会上，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连开玩笑带认真地说：“大陆经济学界有人把科尔奈抬得太高了，和马克思相提并论，科尔奈怎么能和马克思比呢？和我费景汉比比还差不多。”

　　此后，科尔奈又出版了呼应哈耶克的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1990）一书，和集一生研究之大成的《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992），以及自传《思想的力量》（2006年）。他曾几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东瓦解，或许在一些人眼中，科尔奈的传统社会主义研究意义不那么大了。

　　按理说作为研究对象，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提供的内容比匈牙利更为丰富，可是中国却没有经济学家基于中国样本，做出类似科尔奈这样深入系统的研究。人们会问，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尔奈？其实，这就和中国没有发生过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没有产生过纳吉一样。中国有受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却没有甘愿“为我的思想而牺牲”被处以绞刑的国家总理。在一个社会里，出产什么样的杰出人物，或者这些人物得以杰出，是需要特殊的土壤的，他们遥相呼应，在意识、理念、勇气和智慧的发掘程度上互相影响。科尔奈既熟悉马克思主义，也熟悉现代经济学；既遭遇过身为犹太人被屠杀的命运，也经历过政治恐怖、经济衰败的斯大林体制；他是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血与火中进行思考的人。在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的方向上，他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揭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而且坚定不移。1990年3月，科尔奈和杰弗里·萨克斯在赫尔辛基组织学术会议，邀请正在转型国家的经济学家参加。会还没开完，一位捷克经济学家宣布，要马上赶回捷克，一刻也不能耽搁，他说：“所有现在不在瓦茨拉夫广场的人以后都没有机会当部长了。”他及时地赶了回去，果真当上了部长。科尔奈则平静地说，“我并没有赶回匈牙利的‘瓦茨拉夫广场’”。游走在科学与政治的边缘——这是他对自己的总结。

　　让今天的人理解《短缺经济学》可能有些困难。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几乎不存在了，短缺也不复存在了。然而，在人类二十世纪的漫长历史中，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上有几亿人几十年生活在短缺经济中，难以计数的人饿死在这一时期。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有在严寒里排队凭票购物的经历，短缺意味着贫穷，而支撑短缺的是被自诩为最优越的传统制度。科尔奈的伟大在于他描述和揭示了这一切；他的遗憾或幸运，则是所描述的制度在地球上已经不复存在了。无论如何，科尔奈对于二十世纪经济思想的贡献是独特的。

　　当年为《短缺经济学》设计的封面中，有一个是皇帝的新装：一个人裸体站在镜子前。这个设计图一直挂在科尔奈的办公室墙上。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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