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环节：

　　龙永图：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有意义和有意思的话题，特别是打造生态城市的问题。由于生态组织这个问题是由联合国组织首先提出来的，而且多年来经过很多的演变，而且现在我们讨论生态城市的问题，已经在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低碳经济的问题、这样一些重大的所谓前沿问题的背景下讨论，这样我们讨论生态城市的问题，才会有崭新的出发点。那么由于生态文明的问题首先是国际上提出来的，而且国际上很多的国家和城市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邀请了国际上很知名的一些专家、环保方面的人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会。而且今天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由于我们中国这几年来在打造生态文明城市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特别是在座的七位城市的市长，应该说他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在全国乃至于世界打造文明城市和先进城市，特别是生态城市方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榜样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请了他们和我们一起和海外的嘉宾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感到特别荣幸的是，我们邀请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先生参加我们这次的讨论会，使我们的讨论会变得更加富有吸引力。大家欢迎一下。

　　(首相先生，我有一些问题要问你。如你所知，你在英国担任首相任职将近十年，这次您来到中国，就是为了中国一千个村落的项目而来到中国，这个项目一开始是由气候组织，是由您在2004年所发起的。那2004年的时候，您当时还是英国的首相，所以我问的问题是，当时您是当首相，有这么多重要的任务，为什么您还能抽出时间，对这个问题，对气候的问题展现关注？而且启动了这个项目。那么现在您在世界各地旅游，在世界各地进行演讲，您的工作就是宣扬这个概念，所以很多人都说您是这种气候变化的相关产业的先锋，所以为什么当时您在担任首相的时候，对这个感兴趣呢？)

　　布莱尔：首先非常感谢各位邀请我参加这次的贵阳生态文明的会议。我一开始深深的为这个主题而着迷，就是因为很多人开始跟我说到关于环境的种种问题。当我担任英国首相的时候，有一组科学家他们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些数据，以及研究的一些依据，他们试图跟英国政府说明，我们的气候环境正在进行变化，而且如果我们不做出任何工作的话，这对我们的环境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科学家里面的负责人跟我说，问我有什么样的做法，什么样的想法，所以当时我就决定这个作为我重要的任务之一。当时我还意识到另外一点，就是当时解决的办法必须是多层次的解决办法，必须在国际上有解决的办法，因为这是一个全球问题，它影响到了中国，影响到了美国、英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而且在国家内部必须有解决的办法，但是同时必须在地方，包括每个街区，每个城市、每个小镇、每个村庄都必须有地方上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开始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鼓励英国自己的村庄，这样市镇他们采取一些环保的做法。后来我们就意识到这种做法是符合世界的潮流，全球有许多城市在做同样的事情。当时我们做的事情是使世界许多不同地区的主要的大城市有一个互相交流、借鉴的平台。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问题对政治家来说很难处理，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吧。如果跟大家说在这个房间外面，再过十分钟，马上会有灾难性的事件发生，在座的各位可能马上冲出这个房间，要逃走。但是我跟你们说，在今后的二十、三十年之后，如果我不采取行动，我们会碰到一个巨大的灾难。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是呀，可能很糟糕吧。因为不是眼前的灾难，大家可能觉得无所谓。现在要让大家意识到，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那么我们未来的后代，我的孩子他们可能某一天转过身来跟我们说，你们彻底让我们失望，你们没有做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说不同的政府谈不同的政策，但是好的政策首先源于人们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们生态系统必须是与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全球的政策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体化的。我们有责任，我们作为这一代人，我们有责任要承担起来，要把我们的地球以一个完好的状态交给我们的后代。如果我们现在有这种良好的态度，正确的态度，那么我想未来的一些政策应该是积极的结果。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的儿子长大二三十岁跟我说，你当时没有承担起你的责任，没有履行你的职责。所以必须尽我们的所能，在一开始，从我们脑中从一开始有正确的态度，要有一种责任感，要有按一种团结，而且现在与我们世界各国人民要合作起来。

　　龙永图：现在大家正在面临不断深化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许多国家政府工作的重点不在是更多的关注社会的问题或者其他气候变化的问题或者其他严峻的问题，可能更多的关注与失业或者是经济增长如何加速，更加严峻的问题。那你觉得现在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减少或者是消除了我们现在已经刚刚开始的应对这种气候变化的努力，会不会抹杀我们的努力，就是创造一个低碳经济的努力会不会被抹杀掉了。你觉得出现了经济危机之后，它对你所倡导的低碳经济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布莱尔：我想中国有一个词是“危机”，希望我发音没有发音错误，是危机这个词。危机具有危也有机，我个人认为，确实我们现在面临经济危机的困扰，各国的政府，包括中国的政府他们要加大投资，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经济生活当中去，促进经济的经济增长，这个没有错。我们应该把危机作为一个机会，更多的去为未来投资一些清洁能源产业，如果我们现在需要刺激经济的增长，必须在可再生能源的产业，低能源消耗的产业当中去投资，这样的话可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增长的可持续。

　　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做了这个工作，我们会发现，我们实际上既有经济的受益，也有环境的受益。在英国，我们现在可以说，在环境技术方面的就业人口甚至超过所有的煤炭，或者钢铁，或者航运的就业人口的总和。全球也是有这样一个趋势，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投资，他们创造就业的机会，而且他们投资的领域都是环保的领域。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说的是正确的，确实经济危机是造成这些问题。现在全球是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困扰，很可能导致一些人搁置我们这个环保问题，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机遇，如果我们以一种正确的思路看这个问题，就可以把这个危机转变成一种机遇。是的，所以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主办的，乡镇今天这样的生态城市论坛，这样就可以再向大家重申环境的问题确实是重要的问题，即使有金融危机，也要重视环境的问题。而且我个人认为，我来到贵阳参加这样的论坛，来到贵州省参加这这样的论坛，很明显，这个地方它发展也非常的迅速。我们要为未来创造就业机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天，同时又避免重蹈我们其他发达国家的覆辙的话。所以有必要我们要结合发展与生态的保护，而且生态的保护要成为发展的核心，这才是未来正确的关键。我认为像我们的生态城市贵阳论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非常好的做法。

　　第二环节

　　龙永图：谢谢您的意见，那么我也要问一个我们的好朋友——马和励先生。如果我们要解决减贫的问题的话，必须要加速经济的发展，这样的话就会消耗高多的资源，而且要给大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有时候减贫和发展之间是有矛盾的，特别是在一些不太发展的地区和国家。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如何弥合这两者的矛盾？您觉得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在某些方面是不是在弥合矛盾当中给其他国家和地区作出了表率。

　　马和励：弥合两者之间的矛盾，过去传统的方式就是快速的增长，我们先污染，然后再去清理污染。但是现在的经验表明，这从长期的角度来说是不符合经济效益。那么中国的话，每公顷的土地消耗的水，消耗的化肥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三倍，中国如何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世界证明，我们一方面能够快速的提高生活水平——减贫，同时又可以实现保护环境这样的目标。我认为中国实际上，回顾四周我们有许多的很好的例子，就像贵阳这样的城市。如果我们两者不同时做，不并驾齐驱的话，双管齐下的话，未来就会导致环保的问题。那么像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确实有发展的权利，因为我们必须提升人们生活的水平和质量，因为如果有许多人他们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实际上不符合人权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又面临气候变化的现实，刚才布莱尔先生也提到了这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转型的窗口期或者机遇期，也就是说把未来的气温上升的幅度控制在两度以内，机遇期是很短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现实可以说它比我们这个预测还要糟糕，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关键的转折点。我之前说过，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做什么，而是怎么做，就是具体实践的一些问题。所以的话，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我们向公民提供基本的服务，我们保证他们生活可持续发展。三个礼拜之前，秘书长先生又到西安访问，他看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西安的高新区里面有非常先进的光声伏塔的电池板，光电的发电板，同时还看到西安的废水处理厂，就是把清洁的水重新灌输到河流当中去。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做不做得了的问题，而是说非常有必要做的问题，因为从长期的成本来说，如果现在我们去投资清洁的水、清洁的空气、清洁的能源的技术的话，它的未来得长期的受益是远远高于眼前的成本。

　　龙永图：你是否觉得中国是不是有些城市，它在生态城市的建设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马和励：我想我能想到的几个城市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劲头，这种精神。我许多国家工作过，我和许多国家的政府接触过，中国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中国人有一种前进的精神，这种尽头，而且愿意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经常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接触，他们说的都是一些正确的话。我也接触了一些领导人或者是政治家，但是可能说得多一些。但是我想中国可以很快的把政策和实施之间的差距迅速的缩小，无论是从体制上来说，还是从社会上来说。至于说生态城市，我实际上我觉得有一些城市，特别是中国西部的一些城市，他们遇到了非常艰难的抉择，一方面生态多样性的保护，同时要减贫，同时还要改善他们的经济，所有的这么多工作千头万绪要同时做。我经常与他们的市长接触，在这些城市你会发现，首先他们的工作重点不是经济增长，首先他们工作的重点可能排在第一条就是环境保护。他们知道环境保护好了，不会导致成本，不是增长的成本，所以他们这个答案已经找到了。

　　龙永图：我下个问题想问一下吴昌华女士，她是布莱尔先生创造的气候组织在中国大中华区的主席。我知道你对于中国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就像我们在国际上讨论气候的问题，我们一般都要区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城市里面，在实践生态城市方面你觉得有哪些共同点，有哪些不同点？

　　吴昌华： 其实毫无疑问，其实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的重点是不同。但是，因为我们专注的领域是关于推动低碳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里面有很多共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不管一个城市，你发展的水平是发达还是不发达，因为城市它是一个建造的这么一个环境。也就是说，这里面的建设问题、交通问题，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是具有共性的东西，而这些共性的东西当中，它无论你城市的发展水平高与低，其实都有具体的解决方案。最大的区别在于城市在不同的气候区域或者资源条件不同的情况之下，你本身的产业结构不同。比方说西部欠发达地区，你就应该上哪些产业，或者东部已经发达地区，一些城市就应该上哪些产业，我想这是因城市而异，而且资源的情况而异。但是令我们坐在中国气候组织负责人的位置上，开始感到非常振奋，越来越多的市长意识到重要性，说生态城市也好，低碳城市也好，或者绿色城市也好，都意识到其重要性。而且马和励现在不再不单纯的追求GDP增长的速录当成你的第一要任，这是莫大的进步，这也是中国城市实现一个低碳未来得希望所在。

　　第三环节

　　1.

　　袁周：因为现在碳减排的问题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都非常关注发达国家，因为它是20%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碳排放量70%左右。那么，下一步在碳减排的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有的专家提出了用全世界的GDP的0.5%，有的提出1%，有的提出1.5%拿出来作为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碳减排，布莱尔先生你认为是0.5%好，还是1.0%好，还是1.5%好，或者什么时候能实现？谢谢。

　　布莱尔：但是说实话，这个具体的百分点我实在不清楚，但是必须有这样融资的机制，而且是全球的协议下的融资机制。因为你需要一种激励机制，加速清洁技术，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清洁技术的发展。这个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呢？如果人们把环境和发展放在一起的话，让人们选择的话，实际上比较困难的。所以关键在于提供一定的激励机制，开发一个系统，有这样的激励机制来推广清洁能源、清洁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和能源的实施。那么在西方我们是这么做的，是通过欧洲的交易委员会。当时我做首相的时候，亲自建立了这个委员会，建立这样一个激励机制，对我们的业界，对行业来促进他们发展清洁技术。美国、日本都想仿像。在中国，实际上你们要花很多很多的钱，甚至都不是几十亿的问题了，不是人民币的问题了，那比例要高得多得多，来投入清洁技术、清洁能源。所以，在接下来几年中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会有大量的活动来开发科技。我们来这儿的时候，我也听到市长们这么说，不管在哪个城市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这些做法都是非常突破性的。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这样，包括在英国的很多城市的市长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在考虑怎么实施这些想出来的观点的时候，或者想法、战略的时候，有一点非常重要，加速这个流程，加速实施的过程。实施清洁技术的过程，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些融资，至少要搞通一些融资的渠道。比如说，怎么能够来提供融资，减低森林被伐，以及进行一些融资等等。还有把这样技术从发达国家转让到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当然在整个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讨论，看看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方式进行这样的融资。

　　马和励：我想加一点，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之前尚未提到说这个小规模的投资，通过国际途径投资，通过国家和国际的一些机构的投资，可以再加上一些中国政府的投资，可以来发动一些比较好的项目，能够在中国全面的实施，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个项目能使得中国的能耗降低8%，这是一方面。另外，你能够增加单位碳的生产力的话，实际上也是从另外一个程度降低碳排放。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不同的定义进行平衡，让一定的投资发挥最大的效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龙永图：看来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来解决我们面前的困境，其中包括政府能做的事情。再过五六个月，我们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就要举办重要的国际间的会议，有些人对哥本哈根的会议感到非常的悲观，觉得哥本哈根的会议到底具体会带到什么样的成果。但是根据刚才袁周市长所说的，中国广大部分地区的人民以及政府官员，都觉得他们应该承担的一部分的责任，这是中国的态度。所以对于气候变化，对于减碳，我们认为应该要有差异化的处理方式。但是差异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要问首相一个问题，就是您对于哥本哈根接下来的会议，您到底有多乐观呢？您觉得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在哥本哈根的会议当中，有可能促成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差异化的共识，我自己也是在联合国工作，我知道任何国际组织当中要达成这种差异化的共识是非常困难的，您觉得这个几率有多大？

　　布莱尔：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认为这是有出路的。我建议的方式就是达成的协议必须要务实，必须要现实，而且必须要关注不同国家真正能做到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们定的很多一些挑战性的目标，我们正在积极的朝着我们之前所制定的目标而努力。在欧洲，也有这些相关的目标。但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它的答案是：取决于我们技术、科技的实践。我们最终科技的发展不是我们现在所能预见的，十年以后的科技发展可能会有重大的变话。可能是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这是我们现在无可预见的。我认为我们在丹麦，在十二日要举行的会议当中，如果要形成一个协议的话，我们必须要使得国家、政府、人民以及企业界都能定出一个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实际可行的协议。所以我相信协议达成的协商过程当中，会是非常艰困的，但是我希望它最终不会沦为12年前《经济一本书》的这种下场。谢谢。

　　龙永图：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一番比较乐观的见解，我们都因此而印象深刻。今天我们还有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道勒维先生，您对他的看法您是否同意呢？

　　道勒维： 我们现在在这里所讨论生态城市，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往往我们不能够，只能够从工业的角度、实业的角度去看生态城市建立。我们同时也要去看所有投资里面软的一面，就是如何吸引人来做这件事，如何启动或者如何让大家对于气候改变或者是全球暖化感到有所恐惧，因为有这种恐惧我们才会积极采取行动。我们今天的一些环境学家以及首相先生在演讲的时候都一而再，再二三说到，并且呼吁，所以我们不仅仅有这些事情要宣讲出去，同时我们媒体也应该担负一部分宣讲的任务。另外，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城市都愿意形成或者把它的城市变成生态城市的话，那么它也许仅仅是一阵子的潮流问题，过了一阵子大家就不再流行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把生态城市的概念给完全内化，成为一种无可选择的，就是所有的城市必须要成为生态城市。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六个大城市的市长以及官员来到这边，同时也透过政府的一些促进跟努力。我们不能够等着所有的这些城市在上海或者一些特别偏远的城市，等到几十年以后才来觉悟到，说他们也必须让他们自己的城市成为生态城市。比方说针对一个市长如何能够把他的城市变成生态城市的政绩来给他进行奖赏或者或者增加工资，也许更有激励的机制的一种方式。在教育里面，我们造出了一个说法，叫做ESC，也就是说，我们要教育，针对可持续的概念进行教育，我们要从幼儿园开始，从小学开始，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把它深植人心。我这里看到的一些图片，在渭阳这个地方，但是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对于在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工业城市当中，有没有像你们所在做的这样事情，就是把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放到你们的教育当中。另外，我们还必须在我们的职业以及技能培训的过程当中，给他们宣讲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必须是全面的，因为我们对于这些中产阶级与中产的劳工，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他们能够感同身受，觉得应该这么做。因为如果说我们能够说服这些人，让他们都能够接受这些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实现这个远大的抱负以及梦想在更有希望。所以我觉得哥本哈根它也许是全球性的协商，但是大家谈的好像是不同分工之间的协商和谈判，但是很少人会去谈到教育，很少人谈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科学技术发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就是，我们今天说到一个城市，或者以前一个村落在农村时代，也就是取决于太阳升起及落下决定他们的文化。那么，我觉得我们在决定我们要实现生态的这项目标，实现生态政策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打造出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框架。所以在保护自然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我们提到未来的生态保护的当中，这是我几点简单的回复。谢谢。

　　我忘了提一件事情，其实能够了解，我现在终于能够了解，为什么贵阳让他们认为是一个很酷的贵阳，因为他们是希望能够让首相先生能够为他们做一些宣传。这个很酷的概念其实指贵阳是一个很好的避暑城市，不是指温度。】

　　第四环节

　　2

　　长沙张市长张剑飞：我想请布莱尔先生带给西方政界一个信息。

　　(也就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中国确实备受苛责，就是说中国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但是我们许多资源的消耗是为了出口，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确实它是这些资源消耗的最终的受益者，因为我们不是直接的消费者，如果我们还是互相指责对方的话，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我需要的是先进的技术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互相的指责、归咎，我们还是携手合作解决这些问题。)

　　龙永图：不知道你是不是赞同他的这个意见，因为我也是在国际贸易，我是参与了很多的活动，我听到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责备、责难，但是由于许多的这些产品虽然是在中国生产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出来，确实创造了大量排放，但是最终产品的消费是西方国家消费的，你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发达国家是非也要承担这样的环保的义务，承担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义务。

　　布莱尔：我赞同张市长的意见，我认为现在西方国家对这个问题是理解的日益深入了。刚才您提出了这个观点，也就是说，确实我们西方国家是消费了最终的产品，但是第二点中国实际上在这个方面，可以说因为气候变化有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应对，我觉得确实大家不要现在在互相指责了。我们还是应该本着一种合作的精神，找着一些共同的解决方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许多新的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产电、发电量在不断的增加，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有一些清洁煤的技术，或者清洁能源生产技术，特别是碳捕捉和碳封存技术。那么像这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合作的，中西是可以合作的。我们可以技术交流，我们互相促进。例如在电动汽车方面，世界上今天有一些国家他们是说在今后五到十年当中可能把所有的汽车，特别是一些小国，主要是指一些小国，把这些汽车都变成电动车。但是就是说在未来可能大家还是要开车，但是要开一个环保的车。那么这种技术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够形成一种中西方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公司之间的这种共同投资，那么最终气候变化，归根到底气候变化要想真正解决的话呢，离不开我们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不能说这是你的错，这是他的错，这个是毫无疑义的。所以我认为，很明显，西方的发达国家确实要负主要的责任，而且的话我们西方国家确实在2030之间要制定减排的目标。像欧洲的目标是定在2020年以前的这个目标已经定出来了，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说个责任是大家共同承担的，这是共同的责任。刚才几位市长提到了一些想法，你们市长之间也有交流，是吧？因为你们提出的几个想法都是共通的，这也证明这是一个共同的挑战，所以也是我们一个共同的使命。

　　长沙市市长张剑飞：我感觉市长实际上在生态或者环境保护的第一线上，我感觉我们目前最大的苦恼还是足够的技术人员，管用的技术，特别是具体的技术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希望全球，包括发达国家能够把一些技术，能够转移到我们这儿来，转移到中国来，同时也是一个商业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建议。

　　布莱尔：比方说这些设计的代码啦，或者相关的东西，其实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希望他们能够转移。而且当然转移的时候成本要低一些。我认为像接下来在哥本哈根的会议当中，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应该关注的是这种务实、可行的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们气候组织所建议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技术的一些方案，或者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合作，或者是技术的转移，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愿意做对的事情，但是只是不知道怎么做而已。大家都期望做正确的事，所以全世界其实有很多的例子。如果他们的一些实践或者模范能够更快的宣传到世界各地进行应用的话，我相信效用会更大，所以这不仅仅包括专业技术的转让，这种交流，我觉得它是更具体的，因为正是这些东西它可以最终为我们带来非常扎实的结果。

　　龙永图：我想代表我们所有今天参加这个论坛的各位同事，特别是各位市长向布莱尔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希望他能通过到贵阳来访问，到中国来访问，他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印象，就是中国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问题，对气候变暖的问题，对低碳经济的问题是作出了自己的承诺。我们认为这种承诺并不是对国际社会的讨好，或者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才这样做，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需要这样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中国经济就不能够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参加哥本哈根会议，我们要满足某一种国际义务的要求，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建设需要这样做，只有一件事当你本身愿意这样做，需要这样做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做好，这是我们一贯的新年，我们希望布莱尔首相能够了解这一点。这一点的话觉得让国际社会了解我们中国，了解我们在哥本哈根可能采取的立场，可能有一种感觉。对某一些具体的承诺并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做，而是我们中国人做了某些具体的承诺，我们一定要做到。如果是由于我们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某些具体的承诺还达不到某些国家的要求，就一定要求我们达到作出某些具体的承诺，我们还不如不作出承诺。他们刚才所做的承诺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承诺，至于承诺多少，减排多少吨，这个当然也是国际谈判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有这些城市对于环境，对于未来的承诺。我希望布莱尔先生能够了解，这样对哥本哈根会议取得一个满意的成果会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你经常在国际上走，希望你把这样一些信息带到国际社会去，希望国际社会对中国在这方面的承诺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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