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背景

　　清洁能源：低碳中国的最大亮点

　　“低碳中国”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最终目标是达到“人--人和谐”与“人--天和谐”，到达这个境界的路线图就是“低碳发展”。发展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引擎就是能源。可以说，能源如果高碳，一切都是高碳。低碳中国的核心就是低碳能源，低碳能源的核心就是清洁能源。

　　能源结构的“低碳化改良”是不中断发展进程的核心保障

　　目前中国的国情是高碳生产、高碳消费的“高碳发展”，为了满足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高速增长，我们历史地“选择”了低成本的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而且这个结构是刚性的、长时期锁定的，在短期内无法根本转型。

　　目前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之比大体上是9:1，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新能源”只占8%左右，其外水能占一些比例。在化石能源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比例大体上是80:17:3的关系，煤炭是大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煤基能源”大国(69%)，全球第二，排在南非(77%)后边，在波兰(68%)、印度(56%)、澳大利亚(44%)、美国(25%)的前边。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煤炭消费主要是火电，2007年的电力装机中火电装机5.54亿千瓦，占77.7%。而在低碳类电力装机中，水电装机1.48亿千瓦，占20.4%；核电装机906.8万千瓦，占1.3%；风电及其他新能源600多万千瓦，仅占0.8%。

　　目前中国“高碳型”的能源结构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30年进程中成型的，比较现代化的煤炭工业、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完整体系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刚刚建成的，设计寿命一般都在30年—50年(大庆油田甚至要延续100年)，到2010年代仅仅运行了一半的生命周期，巨量的投资被固化在其中，整个体系的运转才刚刚成熟，在短期内停掉它们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考虑改变这种被锁定住的能源结构，就像在中国改为实行汽车左侧通行一样，不仅仅是一个成本的问题，还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对消费结构、就业结构等的破坏性冲击，控制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中国政府目前的总政策是三句话：发展、民生、稳定，如果急速改变今天的能源结构，其后果必然是每一句话都受影响。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至少在未来30年内无法根本转型，只能继续延续。眼下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逐步改良“高碳型”能源结构，同时为2040—2050年代展开大规模的能源结构转型进行实力储备和软条件准备，包括技术、资本、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等等。

　　化石能源的清洁化是清洁能源的最主要发展方向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今天，在中国，发展是第一要务，支撑发展的“动脉”是煤基能源、油基能源、气基能源的化石能源结构，在这一结构被长期锁定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能源结构的低碳化改良——这就是低碳中国的路线图。“高碳型”能源结构的低碳化改良路线图，与“新能源”路线图天然地发生冲突，这种“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刻的反映出目前中国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

　　“新能源”是梦想不是现实。在连续30年9%增速的高速增长中，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新能源”的整体贡献度连1%都不到，即便是其大发展的今天也只占不到10%的份额，指望它们在接下来的又一个30年的大发展中超过“传统能源”支撑中期工业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作为清洁的和可再生的能源，“新能源”确实是好东西，是未来中国低碳发展的希望所在，但在今天它们还没有能力挑大梁的时候，我们就只能现实地选择把“新能源”作为“预备队”而不是“主力军”。

　　把清洁能源等同于“新能源”的提法是一个误解，因为清洁能源不仅仅是“原生态”的和可再生的，也包括可以被清洁化的那些“不洁能源”——传统的化石能源。如果我们集中精力重点发展煤炭的清洁化、石油的清洁化，加上本来就清洁的天然气，中国90%的能源就有了希望，温室气体的排放就会大大降低，“高碳型”的能源结构就有望得到根本的改善，低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就不是一句空话。

　　“煤基能源”的清洁化是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最大亮点。煤炭的能源链条主要包括煤炭本身、燃煤发电、煤炭能源转化等几个环节，这些都是巨大的方面军和主战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大的份额，市场容量极大。煤炭本身的生产、物流、消费过程存在着巨大的清洁化空间；煤炭的能源转化同样拥有十分巨大的清洁化空间，仅仅煤化工一个链条就有做不完的市场；煤电的清洁化可能是最有市场潜力的清洁能源方向，可以容纳消化很多的技术、设备、投资。

　　“油基能源”的清洁化似乎被忽视了，原油(重油)、轻油(汽柴油)的生产、集输、消费过程的清洁化市场空间同样十分巨大。近年来，市场对油基能源清洁化的关注在前端和后端表现不一，似乎对汽车尾气的排放治理更加注意。事实上，除了汽车尾气，向汽柴油的前端发展清洁作业，对大气污染的减排贡献度也十分巨大，与二氧化碳沾边的市场很大，例如CDM。

　　“气基能源”的合理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清洁化操作，这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在化石能源中，天然气是最干净的能源，我国储量巨大，应用前景广阔。目前的问题是，在能源使用比例上，我国的天然气只占3%，价格也是倒挂的，与国际上1:1.04的油气比差距很大。毫无疑问的趋势是，今后天然气的市场份额一定会加大，而且是迅速提升，预计它才是中国清洁能源近期发展的最大的“黑马”。

　　事物都是辩证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新能源”很小，但化石能源的国情约束又使我们的清洁能源被“放大”了，发展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清洁化使我们突然增加了无数个巨大无比的市场，当然我们也能解决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的问题。目前在中国，人们总能感受到太阳能、风能等的摇摆不定，但是从没有听说过煤油气在摇摆，它们正在坚定不移地大踏步发展着。

　　低碳革命：人类社会迎来第四次浪潮

　　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低碳革命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发生的四次社会变革，这四次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把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推进到了一个更加高级的生存状态。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正处在低碳革命的第四次浪潮滚滚而来的前夜。

　　低碳经济的兴起正引发全球低碳革命时代的到来

　　“低碳经济”即二氧化碳(及其计量单位)的排放低至不足以威胁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低碳经济的缘起来自于全球气候变暖，以二氧化碳排放为主的温室效应带来了全球性的极端气候现象，给地球村居民的可持续发展和正常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人们开始反思，目前传统的生产和生活状态是否合理？特别是今天的经济运行模式是否合理？正是在这种反思之下，低碳经济应运而生。

　　从牧童经济到宇宙飞船经济 自从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到今天，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化到了工业文明的时代，西方化、现代化伴随着殖民主义把工厂制度和商品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代民族国家诞生，城市化运动方兴未艾，新技术革命兴起，人类社会越来越富足。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前，整个世界经历了大生产、大消费、大发展的全球化过程，人们拼命地生产，拼命地创造，拼命地享受财富。在这200年的时间里，西方处于一个被形容为“牧童经济”的时代，就像美国西部电影里牧童在悠然自得的尽情嬉戏一样，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废弃物随手丢弃毫不吝惜，大自然从来没有惩罚过人类，而人类却一直在消耗着大自然。

　　1962年的一天，一位名叫鲍尔丁(K.E.Boulding)的美国学者仰望夜空观察着宇宙飞船陷入沉思。他在想，宇宙飞船里的宇航员靠什么维持生存呢？这个狭小的封闭着的空间里只有原来一次性的食物供给，吃完了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宇航员排泄和丢弃的废弃物循环利用，直到永续。鲍尔丁进而把整个地球看做是一个宇宙飞船，把人类社会看做是宇航员，提出了著名的“生态经济”思想。

　　从生态经济到循环经济 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即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及其矛盾运动发展规律的学科，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

　　以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为标志，经济学界开始反思；这一年，联合国召开“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召开“里约热内卢环境发展大会”，2002年召开“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循环经济”(cyclic economy)理论体系诞生。循环经济即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是指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循环经济的基本模式有4种类型：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模式(杜邦模式)、区域生态工业园区模式(卡伦堡模式)、在社会层面上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体系(DSD模式)、社会循环经济体系(日本模式)。

　　从低碳经济到低碳革命 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协议书》开始提出要发展“低碳经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第一次正式把“低碳经济”的说法作为国策提出。作为同日本一样的岛国经济体系，英国出于能源安全的考虑和气候变化的应对，率先着手低碳经济的战略转型。

　　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提出《斯特恩报告》，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2007年12月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15日正式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新的安排举行谈判，制订了世人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2008年7月，G8峰会上八国表示将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其他签约方一道共同达成到2050年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长期目标。

　　就在2007—2009这3年的时间里，即“巴厘岛路线图时期”，全世界都在加紧探索“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气候变化对策问题，美国奥巴马新政府的立场转变以及日益临近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等敏感因素，促使人们越发关注低碳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随着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中国等大国的积极参与，低碳经济的概念开始向经济以外的领域全面扩展，主流观点一致认为，一场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生存状态的“低碳革命”即将全面爆发。有研究认为，低碳经济的兴起，正在引发全球性的“低碳革命”时代的到来，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将会象多米尼骨牌一样，引起各个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等一切方面的深刻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低碳化变革，将有力促进对“人--人对立”和“人--天对立”的缓解，人类社会将向着环境友好、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良性循环。

　　低碳革命之于中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低碳革命对于中国有极大的好处，率先而来的低碳经济为中国的转型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2007年9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本着对人类、对未来的高度负责态度，对事关中国人民、亚太地区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福祉的大事，郑重提出了四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令世人瞩目。他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一共说了4回“碳”：“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他还提出：“开展全民气候变化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让每个公民自觉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努力。”这也是对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

　　中国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正在以积极的姿态迎接低碳革命的到来。1992年8月，中国发布《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2006年底，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07年6月，中国正式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年12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2008年6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强调，必须以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我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进行不懈努力。中国目前的发展战略是，在高碳国情下谋求低碳发展，准备全面实施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把“低碳中国”作为一个美好的愿景，积极解决“人--人对立”和“人--天对立”，努力为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做出贡献。

　　面对迅猛而来的这场低碳革命，中国准备迎接挑战。

　　在低碳生产方面：加速低碳化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在低碳经济框架内继续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煤基能源的基础上，大力推行清洁能源发展，尤其是在火电产业集中推进节能减排；努力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工业生产技术和能源利用水平，大规模发展第三产业，向低碳型经济结构转型发展。

　　在低碳生活方面：变革高碳型生活方式是一个考验，一方面要改善生活设施的高碳化设计，逐步转变大量消费、过度消费的生活结构，大力发展低碳农业、低碳城市、智能交通等；另一方面要倡导戒除以高耗能源为代价的“便利消费”嗜好，以“关联型节能环保意识”戒除使用“一次性”用品的消费嗜好，戒除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面子消费”、“奢侈消费”的嗜好。

　　面对低碳革命带来的机遇，中国将乘势而上抢占先机。

　　低碳革命是对全球所有国家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普遍性冲击，每一个社会都面临着结构的转型调整，谁的结构越固化、越刚性，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急剧的变迁之中，远没有形成“板结”状态，这种动态中的开放式的结构特征天然地使中国更加易于变革和进步。这个优势将使中国有机会站在全球低碳革命的前列并保持领先地位。著名学者胡鞍钢指出：“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节能市场，最大的低碳商品生产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国”，这个提法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

　　低碳革命将全面、深刻地促进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对能源结构的优化改善，对于整体经济质量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清洁能源为例，一方面，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低成本前提下迅速提升其结构性比例，可以从资源、环境、气候、生态几个领域获得效益；另一方面，集中发展化石能源的清洁化，强力推行煤炭和石油的清洁发展，迅速提升天然气的应用份额，把国民经济的顶梁柱收拾干净，彻底扫除低碳发展之路上的高碳障碍。只有解决了发展的问题，中国才能最终实现消除贫困，才有实力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

　　低碳革命将在国际关系领域导致重新洗牌，在即将打响的“碳战争”中，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碳约束”、“碳壁垒”、“碳制裁”等，谁的低碳作业领先，谁就会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

　　清洁能源峰会：人类的未来，共同的责任

　　即将召开的“2009中国清洁能源国际峰会”的主题是“人类的未来，共同的责任”。“未来指向”表明了峰会全球视野下的前瞻性，“责任指向”则表明了峰会国际框架下的普世价值观，这是峰会两个主办单位——中国国际商会和英国《金融时报》，为我们带来的关于低碳经济时代清洁能源发展的理念体系。“未来”与“责任”的主题来自于本次峰会的两个背景：国际背景是马上要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即将决定未来的新的低碳世界路线图，国内背景是中国决心承担国际责任的政府决策已经基本定型。

　　峰会的国际背景：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

　　清洁能源的话题始自全球气候变暖，应对温室效应威胁的全球行动缘起于《京都议定书》。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它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截至2005年8月13日，全球已有1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该议定书，其中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批准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0%。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美国参加了会议但没有签署。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允许采取四种减排方式：一是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二是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三是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四是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可视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国家削减、有的国家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京都议定书》明确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历史责任，即目前的温室气体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排放造成的，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绝对减排的责任；二是国际合作基础，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展中国家无须承诺绝对减排，但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采取积极的措施减少排放。2009年9月2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凝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坚持这一原则，对确保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在正确轨道上前行至关重要。

　　由于《京都议定书》将在2012年到期，“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的走向是当前气候谈判的焦点。启动后续谈判大致有两条途径：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依据相关条款明确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未来减排义务，或者谈判一个新的议定书。目前，谈判的内容限定在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在2012年之后的新义务。2007年12月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确定了双轨发展机制：一是加强《公约》的执行；二是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5次缔约国大会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会议将决定2012--2017年全球减排的协议。届时，192个国家的元首将会讨论全球下一轮的减排协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金及技术的转移机制、保护森林机制的组成及完善清洁发展机制等。

　　哥本哈根会议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次激烈交锋，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将十分引人注目。双方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一方面，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在减排问题上“违约”；另一方面，巴厘岛会议后，发达国家在率先深度减排、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等问题上不兑现承诺，同时试图改变“巴厘路线图”授权、试图设定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的量化指标。哥本哈根会议关于2012年以后全球减排协议的协商对话，将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问题，对此我国于今年5月20日发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官方文件，为我国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5次缔约国大会设定了谈判底线和方针。将于今年11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2009中国清洁能源国际峰会”，正处于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之下。

　　峰会的国内背景：从能源对策到《能源白皮书》

　　积极推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是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承担减排责任的实际举措，也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作为国家战略，中国政府把能源的改善问题提高到应对气候变化和承担减排责任的最重要位置。国家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原国家环保局第一副局长、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坤民教授从发展    低碳经济的角度作了详尽的论述。

　　首先，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对策框架。早在1992年8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结束刚2个月，中国就发布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其中第4条对策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特别强调“要逐步改变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加快水电和核电的建设，因地制宜地开发和推广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1994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其中第13章“可持续的能源生产和消费”设置了4个方案领域：综合能源规划与管理；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推广少污染的煤炭开采技术和清洁煤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由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12个部门的88位专家编写，于2006年12月发布的中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先进核能技术，以及高效、洁净、低碳排放的煤炭利用技术，优化能源结构，减少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并增加碳吸收汇，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2007年末的《能源白皮书》把中国能源战略概括为：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依靠科技、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坚持不懈地节能减排。节约能源，是中国缓解资源约束的现实选择。中国坚持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基础、企业为主体，在全社会共同参与下，全面推进节能，明确了“十一五”期间节能20%的目标。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1980年到2006年，年均节能率达3.9%，扭转了近年来单位GDP能源消耗上升的势头。能源加工、转换、贮运和终端利用综合效率为33%，2006年比1980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单位产品能耗明显下降，其中钢、水泥、大型合成氨等产品的综合能耗及供电煤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

　　第三、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2007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确定：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将从目前的7%大幅增加到2010年的10%和2020年的15% ；优先开发水力和风力作为可再生能源；为达到此目标，到2020年共需投资2万亿元；国家将出台各种税收和财政激励措施，包括补贴和税收减免，还将出台市场导向的优惠政策，包括设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较高售价。

　　第四、积极推进核电建设与科学发展替代能源。目前，核电占中国装机容量的1.6%。据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10月发布的中国《核电中长期规划》披露，规划到2020年，这个比率为将为4%。同时，对于未来新能源的研发也在加快步伐。氢燃料电池自行车已在上海上市，规模生产后每辆售价可望降到1.6万元，比目前的铅蓄电池电动车有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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